毛时代载人航天被下马的真相

　　作者：兽

　　兽这段时间被钱逼得有点疯，想想手里有不少资料，就想写点东西去骗钱花花，开始写了个关于640工程的提纲，后来想起早年写过一个关于载人航天的文章，所以有想再写点东西的冲动，于是就无意中看到了梁东元的《曙光号全解密》一书，读后感慨万千。

　　李鸣生的《千古一梦》也谈到了曙光号飞船，而且还采访了曙光号飞船的负责人，和大多数纪实作家一样，李鸣生也是以小说家的态度来写历史，读起来像在读小说，而梁东元则要严谨得多，有很强的可读性，也有很高的可信度。

　　兽原来是想在书中找到一些曙光号飞船的资料，遗憾的是书中对此着墨不多，不过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宇航员生命系统的研制情况，倒是意外之喜。即便如此，书的结尾对714工程（当年载人航天工程的工程代号）有个总结，这个总结和李成智编著的《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对714工程的总结文字上有不少雷同的地方，这应该是从官方的一些文件抄过来的，实际上代表了官方对714工程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对得起历史的：

　　几十年前的那些艰辛工作，都为后人积累了无比珍贵的经验于财富，当年那些优秀人才的付出，都为今天中国人真正走向太空筑就了天梯。经过8年多的预研，“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取得了不少成果，培养了一批从事飞船的技术队伍。在飞船工程大系统方面，提出了对运载工具，地面测量控制，发射场，测量船的总体要求，推动了航天工程技术发展，刺激了相关配套系统向更高层次规划发展。在飞船总体设计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飞船外形设计，质量特性，返回走廊设计和安全救生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分析计算，特别是在气动力风洞试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各分系统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构，能源，热控制，制导导航与控制，测控与通信，数据管理，环境控制与生保系统等进行了原理性探讨和技术攻关，其中不少分系统已通过地面试验，有的完成初样研制(兽补充《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还补充了一些内容：飞船弹射座椅进行了地面弹射试验，回收系统成功进行了三伞系统的空投试验，软着陆正常。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完成了全姿态仪和船用计算机研制。有不少成果成功应用到卫星系统的研制中)。大型地面试验设备和航天员选拔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对多名锻炼员进行了大量的人体科学试验，取得了“人-机-环”系统工程的应用研究成果，研制出了第一套舱内宇航服，以及独具特色的系列航天食品。此外，“曙光一号”飞船的高需求，在预研阶段向国内18个省市，部委提出425项协作项目，推动了中国光电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

　　更难能可贵的是，梁东元还采访了当时参与空间规划和管理工作的杨照得老人，杨老对714工程的评价则更高了：

　　从1967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曙光号”飞船做了很大的贡献，一个是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员，老专家，设计队伍都是搞飞船的，当时60年代许多大学生都参与搞载人飞船，有很多技术储备，培养了很多人才。现在六七十岁的专家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出来的，当时主要搞“东方红一号”卫星，后来接着搞载人飞船。更主要的是摸索了经验，怎么选训宇航员，需要什么条件。在钱学森系统论的指导下，507所陈信所长和龙升照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人—机—环”系统工程，这是一个创举，你要研究宇航员的问题，就要研究“人—机—环”系统。宇航员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机械操作，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所以我们说，中国选宇航员，并不是像有些不懂的人所说的那样，是跟在人家后面跑，而是有我们自己的数据，有自己的经验。我们在1970年的时候就想，看了苏联宇航员挤牙膏，我们说中国人要吃大米饭，能不能压缩米饭，压缩饼干，这些东西后来都有了。像我们穿的衣服用拉锁，当时中国没有，是用纽扣的，那么就想能不能搞移动拉锁。宇航员食品问题，宇航员服装都要考虑，从小的方面提出课题。当时曙光飞船的贡献，在全国到处播种，安排了很多科研项目，全国当时有十几个省市100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了我们“曙光一号”的飞船工作，同时安排测量船，向测量船提要求，应该怎么打捞，救生，回收，这些是早期的规程嘛。另外也对火箭提出要求，用什么样的火箭，怎么发射，怎么返回，因此“曙光号”飞船任务带动了各大系统的一大批人员，也就是说在中国广为播种。虽然1980年以后飞船没有搞，但是对科技的带动是很明显的，很多新产品都出来了，尽管飞船没有用，在其他方面还是都用上了，效益也很明显。

　　关于714工程有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1975年总理有个关于载人航天的指示，大意是：不与美苏大国开展太空竞争，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要搞国家急需的应用卫星。李鸣生采访过不少老人，都谈到过这个指示，但有人说是毛主席说的，也有人说是周总理说的，但有这个指示是确凿的。梁东元在书中对这个指示有这样的叙述：

　　情况反映到上头，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叫停，说力量不足，经费不够，宇航员这事先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后来，周恩来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总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与美苏搞太空竞赛，要搞国家建设急需应用卫星。就这样，到1972年，“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工程的研制开始减缓下来，到70年代末期，就整个停下来，主要保留了核心技术的跟踪，研究和开发。

　　兽认为，这个指示是有文件的，只要找到这个文件，就可以找到源头了，这显然需要下工夫来考古了，不过有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问题主席和总理的意见是一样的。

　　这个指示普遍认为是当年载人航天下马的指示，但兽不这么认为，兽早年在那篇关于载人航天的文字中就认为：这个指示不是714工程下马或暂时下马的指示，而是拉长研制周期的决定，梁东元在书中也承认“1975年，中央虽然决定载人航天工程下马，但还保留了‘曙光一号’飞船的许多研制项目”，李鸣生在采访了一圈人以后，也承认没有下马的文件，所以当时工程不是下马，而是对研制周期和相关工作做了大的调整。当初，714工程要求在1973年发射载人飞船，这个进度追得太紧，就是到1975年也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

　　一：运载工具是个问题。长2火箭的第一次发射是在1974年，这次失败的结果就是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进行技术整顿，虽然后来查明是个低级错误造成火箭的坠毁，但越是这种低级错误，越是难查，这也说明了作为一款新生产品在技术上还是不成熟。另外，和长2火箭同源的风暴火箭在1975年以前的三次发射中有两次是失败的，这都说明了在1975年以前，我国的火箭还不是很成熟。顺便说一下，早期的长2火箭是东5导弹01批做实验剩下的4枚，所以长2火箭开始的时候就是东5导弹，它的有效载荷是1800kg；风暴火箭也是在东5导弹基础上按照火箭的要求来研制的，它是由上海地区的新生力量来研制的，有效载荷是1500kg，考虑到曙光号飞船有3800kg的重量，在不是很成熟的火箭上增加至少一倍以上的有效载荷，在兽看来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GoodIdea。其实当时，曙光飞船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运载工具，关于这点，后来任神舟飞船副总指挥的刘济生就说过：（当时）载人飞船的研制虽然已经有了雏形，但要想把它发射出去，运载火箭的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二：航天监控系统到1975年还是一个雏形，卫星监控系统刚完成1期，2期还在建设，大型预警雷达还没有投入使用，海基卫星监控系统还没有建成，监控范围有限，飞船的回收坡度太窄，所以714工程对宇航员的选拔要求非常高，要求能够承受12G的过载。另外1975年年底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回收的时候，落点也是偏离了好几百公里的，而且最终还是靠民兵目视才确定落点的位置。所以，兽认为在当时即便送上天，回收也是个大问题。

　　三：曙光号飞船的资料实际上目前非常少，很多东西兽的判读还是有不少误差的，不过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到1971年9.13事件的时候，样船是没有做出来，整船的地面试验还没有开始，根据当时同时研制的返回式卫星和长空卫星的流程来看，它们的整星地面测试工作都进行了3年，曙光飞船的技术要更复杂，地面测试的时间要更长，分系统的研制周期也要更长。即便按照卫星的地面测试时间点来算，最早也要到1975年才能完成整船的地面测试工作。另外，1975年的那颗返回式卫星在回收的时候有较严重的损坏，到1976年10月打第3颗返回式卫星的时候，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所以卫星的回收是到1976年才成熟起来的。回收对飞船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四．宇航员生命系统虽然到1973年已经做了大量的试验，而且还做出了不少产品，如舱内宇航服是1972年完成样品的，但主力设备还是在1975年以后投入使用的，大量关键数据也是在这之后才取得的，如太空生活模拟试验舱是在1975年投入使用，宇航员生保试验舱是在1977年才投入使用的。

　　虽然到现在很多人依然认为1973年或1975年飞船就可以上天，但实际上火箭，飞船，航天监控，宇航员生命系统没有一样是完成的，为什么要把进度逼得这么急呢？很多人总是大骂毛主席头脑发热，实际上很多人的头脑要比死人热得多。

　　从开始非毛化，就有一股很强大的声音，就是林彪和他的信徒从1968年开始就狂顶毛主席，要搞生产，要搞生产，好像除了毛主席和那四个人以外，大家都知道搞经济，既然彪哥那么牛，为什么当年不是他彪哥而是毛主席从斯大林身上挖一大块肉下来，争取苏联对华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而且为什么张春桥控制的上海在1968年工业率先实现增长？彪哥早在1960年代初就提出要“大搞运输机，大搞直升机”，结果1966年开始研制运7的时候，航空系统内部对其提出了一大堆发展方案，纷争不已，项目无法进行，最后还是毛主席亲自干预才平息了这个问题，使运7的发展走上正轨（也就是航空部门的那个著名的楷书，隶书，草书的先后顺序的批示），这种事彪哥不来协调，还要毛主席亲自动手，这对彪哥日后上位很不利吗！在兽看来，不是彪哥他不想干预，而是他没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在1968年周总理就提出要搞像运10那样的大型客机，结果三机部的人不鸟他，还是后来毛主席亲自提出这个问题，航空系统才动起来。所以没有毛主席，你彪哥又算个什么呢？就载人航天这块而言，早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对航天系统鼓舞很大，载人航天就作为一个远景目标提了出来，1959-1960年我国发射的生物探空火箭，就是为着这个目标走的第一步。1965年我国开始正式搞卫星规划的时候，载人航天就是主要议题，在1965年8月9-10日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上，曾原则同意在1979年发射第一颗载人飞船，次年的3月底和4月初的20多天里，中央专委就召开了一次制定宇宙飞船规划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专委认为：现在上马宇宙飞船是时候了，应该逐步开展起来。同时对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制定了宇宙飞船的初步计划，随后相关的工作就已经开展起来了，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前，载人航天就已经开始搞了，现在很多人认为载人航天是彪哥搞起来的，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有没有你彪哥，载人航天都要搞，而且他摔死人以后，载人航天还在继续搞，走得还更加稳健，更何况彪哥对洲际导弹这个东西不是很感冒，你不搞洲际导弹，你用什么东西把飞船送上去。彪哥代表军队和文官争夺国家的领导权，他不插手这些东西，他哪来的政绩？现在提出这种观点，无非就是非毛而已！

　　但是到了1978年，这些都不是问题了，相关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虽然这中间差了也就几年，但恰好说明714的进度比较快，九一三对它的影响并不是太大：

　　首先，火箭已经不是个问题。要谈这个问题，还是要先了解一下我国1970年年代东5/长2/风暴的发射记录：

　　1.东5导弹试验发射记录（不含长2火箭）

　　1971年9月10日，发射DF-5首发01Y1，取得基本成功。.

　　1973年4月8日，发射01Y2，由于质量和可靠性问题试验失败。

　　最初两次和东4导弹的试验均发现弹头有严重的烧灼现象，由此展开了被钱学森钱老称为解决洲际导弹弹头烧灼问题的洲际导弹淮海战役。

　　02批改进Ⅰ级发动机点火线路，解决了导弹飞行中的非正常抖动现象，提高了产品质量；解决了弹头烧灼问题。

　　1978年10月，02Y2低弹道飞行试验。.

　　1979年1月7日，02Y3高弹道飞行试验。

　　1979年7月15日，02Y4飞行试验。

　　1979年8月21日，02Y5飞行试验。

　　1979年9月4日，02Y6高弹道飞行试验。

　　1979年11月26日，03Y1高弹道飞行试验。

　　1980年5月18日，580-甲弹。

　　1980年5月21日，580-乙弹。

　　2.长2火箭发射记录：

　　1974年11月5日，用01Y3号弹改为CZ-2火箭，用于发射FSW-0-0。因速率陀螺回路断线，失稳自毁。

　　1975年11月26日酒泉FSW-0-1遥感01Y4改CZ-2，1975年11月29日回收。1976年12月07日酒泉FSW-0-2遥感01Y5改CZ-2，1976年12月10日回收。

　　1978年01月26日酒泉FSW-0-3遥感01Y6改CZ-2，1978年01月29日回收。

　　3.风暴火箭发射记录：

　　1972年8月10日，1050公斤配重飞行，基本成功。

　　1973年9月18日，1138公斤技术试验卫星，游动发动机故障，失败。

　　1974年7月12日，1108公斤技术试验卫星，二级主发动机故障，失败。

　　1975年7月26日，1107公斤技术试验卫星成功，近地点187公里，远地点474公里。

　　1975年12月16日，1108公斤技术试验卫星成功。近地点184公里，远地点387公里。

　　1976年8月30日，1108公斤技术试验卫星成功。近地点191公里，远地点2145公里。

　　1976年11月10日，1208公斤技术试验卫星，游动发动机故障，失败。

　　1977年9月14日，3100公斤配重飞行成功，火箭新技术试验，低弹道试验。

　　1978年4月15日，3100公斤配重飞行成功，火箭新技术试验，低弹道试验。

　　1979年7月28日，一箭三星（实践二号系列），游动发动机故障，失败。

　　1981年9月29日，一箭三星成功，实践二号，二号甲、乙（30公斤）。

　　从以上的发射记录来看，1975年以后长2火箭的成功率相当高，而且失败的记录和发动机关系不大；风暴火箭的失败率较高，基本上是由于游动发动机故障造成的，后来使用了长2的游动发动机，性能也就稳定了下来。所以，到1978年的时候，长2火箭和风暴火箭所使用的发动机已经成熟，尤其是主发动机YF21(由四台单台推力为70吨的YF20组成，这是我国火箭的主力发动机，东5，长2，风暴，长3，长4均使用这款发动机，它于1969年完成地面长试车，此后10年大量使用在东5导弹和火箭上)，后来的长2C火箭也是使用了和长2火箭同样的动力系统，它的发射成功率接近100%，长2E火箭也就是以后的长2F火箭，就是在长2C基础上增加了一套YF21B发动机，YF21B除了推力稍大一点以外，其他的和YF21一样。另外，从上面25次使用记录来看，虽然失败的有6次，但有3次是风暴火箭的游动发动机故障造成的，长2和东5导弹的那两次实际上和产品质量，技术不成熟有关。从1975年到1978年的发射记录来看长2火箭连续3次发射成功，同时在这段时间，风暴火箭进行了6次发射和试验，其中5次成功，这说明火箭的其它分系统也是稳定可靠地。此外，东5零2批的试验发射工作是从1978年开始的，其器件，材料什么的在1978年就应该稳定下来，从此后两年多的时间的使用记录来看，试验一直很顺利，没有失败的记录，这说明东5零2批的技术状态在1978年就已经稳定，长2C火箭就是在东5零2批基础上按照火箭的要求做了些改进而已，所以兽有理由认为，我国火箭技术在1978年就已经成熟。后来的长2E火箭的研制周期只有14个月，就是使用了大量的成熟技术，这些技术在1978年就已经成熟。就算从1983年开始搞载人航天的火箭，有个3，5年的时间怎么也搞完了。另外1977年和1978年，风暴火箭成功进行了两次低弹道试验，这两次试验还进行了3100kg的试验配重，很多人认为这是为载人航天准备的，但考虑导曙光号飞船有3800kg，加上资料太少，所以也不能确认其真实目的。不管是否为载人航天准备，都说明风暴火箭的近轨道的有效载荷达到了3100kg。这些都说明用于发射载人飞船的飞船不是什么大问题。

　　其二，1977年随着7010雷达和110雷达的相继投入使用，640工程陆基预警系统也就是卫星监控系统基本上建成，1978年远望号的投入使用，海基航天监控系统建成，直到今天，我国航天监控系统也还就是这些家当。另外从1975年开始我国返回式卫星的近呼完美的回收记录，也表明飞船的运行和回收在1980年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其三：如前面所说，曙光号飞船的资料太少，要做出一个有效的判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兽根据手里的资料，有下面一些观点：首先，到1978年曙光号飞船已经在飞船外形设计，质量特性，返回走廊设计和安全救生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分析计算，特别是在气动力风洞试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防热技术，返回技术，控制技术，发动机技术进行了攻关，还进行了多次大型试验。兽认为，到1978年，曙光号飞船的气动选型和总体设计已经完成。其次，曙光号飞船的分系统已经完成或者有成品现货可以选择，如飞船弹射座椅进行了地面弹射试验，回收系统成功进行了三伞系统的空投试验，软着陆正常。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完成了全姿态仪和船用计算机研制，不少技术还应用到其他卫星项目，随着火箭技术和卫星技术的成熟，实际上曙光号飞船有更多的配件可以直接从货架上去取。最后，宇航员生命系统到1978年，随着主要的试验设备陆续投入使用，取得了大量的数据，相关的产品和飞船环境的选择都已完成如舱内宇航服，太空食品，飞船空气环境选择等，实际上，宇航员生命系统所需要的关键数据已经基本上取得。所以，兽认为，到1978年，曙光号飞船的图纸设计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完全可以做样船，有个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出正式的产品（实际上神舟一号飞船就是一艘地面测试的样船）。

　　所以到1978年，兽有理由认为我国载人航天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如果投资强度能得到保障的话，到1985年我国完全可以进行首次载人飞船的飞行，而不是14年后。

　　因此，1975年714工程并没有下马，而是拉长了研制周期，进度不那么追得紧了，老人家和总理的这个指示是抓住了当时研制中的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先做好地球上的事实际上就是要把航天监控系统做好，把火箭做好；搞国家急需的应用卫星，实际上1970年代我国卫星的重点是返回式卫星，把它做好了，飞船回收的问题不也解决了。老人家和总理显然很清楚714工程研制中的问题的，老人家在714工程研制之初就说过

　　要搞你才能知道能不能搞成，要搞你才能知道花多少钱。

　　像载人航天这种技术难度高于原子弹，对国家科技能力的提高有着重大意义的工程，如果要到条件好了再搞，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日本的条件够好的了吧，到现在还没有把载人飞船送上天。而且不搞的话，究竟有些什么技术难题，怎么解决，谁也搞不清楚。所以先做起来，一段时间后，有什么问题很清楚了，根据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调整研制计划，才是这个指示的真实意图。

　　既然714工程没有在1975年下马，那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下马了呢？这是因为在研制过程中，资金经常被卡。李鸣生认为是四人帮在搞鬼，梁东元则说国家穷，乱，穷的揭不开锅，到处要钱，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主流精英的口径：这是一个崩溃的年代。但是他们的书中都提到了当时很多人反对搞载人航天，是因为这个没有经济效益。李鸣生引用负责曙光号飞船总体设计工作的范剑峰的话说就是：

　　中国应不应该搞飞船？为什么要搞飞船？为什么人要上太空？这些问题在专家内部一直有争论，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花那么多钱，把人弄上太空有什么用？我们就说，可以带动其他科学技术呀，像半导体材料什么的。还有人说，人上去了，能有经济效益吗？这个问题我们就说不清了，因为当时人都还没上去，有什么经济效益谁说得准啊？

　　梁东元引用神舟飞船的副总师刘济生的话就是（《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也有这个记载）：

　　当时有人说，与其搞飞船，还不如把钱花在建水电站，化肥厂上，更有实际效果。

　　这才是无米下炊的真实原因：市场。中国历史上是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很多人在做什么事之前，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赚钱的问题。不是到了新社会，思想就转过来了，老人家在文革前后说很多人的思想是旧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市场的力量仍然渗透到国家的方方面面，毛主席在的时候，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干，只是暗地里下黑手，到死人终于挂掉鸟，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大干鸟。梁东元在书的结尾详细谈到了507所在1977年以后的命运。

　　1977年大年三十，国防科委一位副主任接见了507所的新任所长霍俊峰和政委王旭东，和他们谈了半天，说照上面的意思可能要裁掉507，而且载人航天也不搞了。这个副主任说着说着把自己的想法也说了出来：要说撤，我首先就反对，但上面定了基本国策，他也没办法（这说明要下马也是有很多高层不同意的），后来可能是遭到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很多人的反对而未果，但裁掉了2/3以上的人员，没有项目，不给经费，任其自生自灭。这样的正面强攻还不够，还要迂回进攻。这就是1978年的农大回迁事件，（501所和507所占用了农大马连洼的地盘）农大文革期间搬到了乡下，还一度分为5份，命运也是比较坎坷的，现在要搬回来享福也是可以理解的。校舍在文革期间被搞714工程的两个研究所501所和507所占用，可能当时没想到农大会搬回来，所以也就大兴土木，热火朝天地干起了载人航天的事来。实际上这是完全可以商量的事，况且当时马连洼的空地多的是，农大在旁边在搞块地修校舍，也是完全可以操作的。但事情的发展却让本野兽嗅到了个阴谋的味道。

　　本来501和507所要搬家也可以，而且1970年代中期，507所就有搬到西昌的考虑，而且还派人进行了选址，1979年也有搬到涿州的计划，但都没有下文。既然要给人家腾地方，也要有个搬家的地方啊，现在地方都没有，要搬到哪里去？而且光507所就建成了100多个实验室，用梁东元的话说就是“许多大型试验设备都是花国家巨额经费搞了多年才建成的，已经安装就位，落地生根，是国家独一无二的宝贝，岂是说搬就能搬得了的？”除非把这些都当做废品卖掉，一了百了，这倒是很多人想干的事。农大这时候也不安分，本来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事，他们偏不这么干，又是贴大字报（这些右右们倒是也很擅长此道），又是到国务院去告状：

　　先是告状，总设计师指示：给吃饭让路。聂荣臻也批示：吃饭比上天重要，给人家让路。同时，当时农大副校长王明远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大骂解放军比国民党还坏，占个茅坑不拉屎（不是原话，是兽读书后的感想），还组织几百个师生静坐示威，到了这个地步，507所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估计很多人不想承担这个历史责任，507所的那些试验设施还是暂时保留了下来，几年后，507所在农大对面建了新的办公地才搬过去，921工程后才正式搬到现在的中国航天城。兽一直想知道那些试验设施的命运如何，梁东元在书中谈到：1980年代初期，有人想拆掉这些试验设施，但遭到了钱学森的强烈反对，钱老说：虽然飞船暂时不上了，但研究工作是一定不能停下来的。他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就是兽想知道的，对于这些，兽一直很感慨;民国一个尿壶现在都要当做宝，毛主席时候的大飞机，载人航天的设施就是垃圾，怪不得现在蒋光头要比死人无上荣光的多。（吃饭当然重要，但农大搬回来30年，国家农业的种子被人给控制了，干个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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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没钱，让兽想起了贾斯光老人所说的“尖端的项目头绪太多，顾不过来”，仅就从事曙光号飞船的空间研究院而言，1970年代同时在研的卫星项目就有4个，这还是兽能查到确认的，如下：

　　实践系列卫星：1970年-1971年，也就是曙光号飞船刚上马的时候，实践一号就进入了攻坚阶段，1971年成功上天以后，这批人又接着搞实践2号卫星，一直到1979年，同年又开展实践3号的预研（也就是后来的资源卫星），这块可是长期占着一批人的。

　　返回式卫星：这个一直是军方强烈需求的东西，优先级一直很高，侦察卫星吗！这里是长期霸占着人力，物力和财力。

　　灯塔一号导航卫星：灯塔一号是1970年正式开始研制，方案类似于美帝的子午星导航卫星，1972年——1979年完成了模型星，初样星，热控星，结构星，电性星的模装和试验。按照我国航天卫星研制的流程，灯塔一号的地面研制和试验基本上已经做完了，就等着打试验星上天了（但在1980年下马）。这块得长期有人盯着，扔钱，不然不可能搞完设计工作。

　　通讯卫星：1970年开始进行方案论证，就要人来搞了。1975年331工程确定以后，这块就砸钱扔人进来大搞特搞鸟！

　　所以，那时候不是没项目，什么都不做，而是项目太多了，空间研究院还是当时一半的卫星研究力量，上海还有一堆人在搞长空一号电子侦察卫星，风云气象卫星，640工程那块还有不少预警卫星的计划和反卫卫星研制。同时搞这么多项目，当时就是以财力雄厚，技术强悍而著称的欧洲，也没能力同时搞这么多卫星项目，还要搞载人航天？！实际上，到1980年欧洲人在航天监控系统上面是被我们甩开了的，他们的返回式卫星的回收成功率就不及我们，而且像7010和110这样的雷达，当时欧洲人还没有搞出来投入使用。当然人家在通讯卫星方面是比我们强，但问题是这30年兽这代人这么聪明，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赶不上去呢？

　　同时在研制这么多项目，不光载人航天这块，就是其他卫星项目也有资金人手紧张的问题，谁叫毛主席一下搞这么多的东西。更无耻的是，这些项目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完成或者突破了核心技术，快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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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朱光潜的文章在中学的阅读题里面非常流行，尤其是诗画关系的那几段文字，兽当年是做了好几遍的。兽对他老人家的文章一向很感冒，所以来北京后，相继买了《西方美学史》，《诗论》，《悲剧心理学》，其中《西方美学史》是朱老的集大成之作。1979年再版的《序论》是一篇很值得大家好好读读的文章，其观点和思考，在今天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下面这几段话：

　　迷惑之一：马克思本来不曾说“经济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可是在《序言》里确实只强调经济因素，为什么恩格斯在信里要特地否定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呢？这是不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不一致呢？这种糊涂思想只有在编者仔细推敲恩格斯给梅林的信中下引一段话才得到澄清：

　　“……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和其它思想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忽略了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如意的借口来误解和歪曲。”

　　这里两次说“我们”，足见恩格斯参加或赞同过《序言》中那条历史唯物主义总纲的制定，谈不上什么“不一致”，要点是在“当时”把重点放在经济基础上是“应该”的，为什么“应该”，恩格斯没有说明，因为理由是很明显的，当时首要的任务是破唯心史观从而建立唯物史观，是要说明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是心灵或思想体系，而是物质力量或经济基础，恩格斯承认这是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是个“过错”。“内容”指重点所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形式”指经济基础如何透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发挥作用，即这三大因素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纲。恩格斯还指出这个“过错”给敌人钻了空子进行歪曲。从此可见，唯物史观在当时就已遭到敌人的歪曲和诽谤，而矛头恰恰针对着“经济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这句本身就是歪曲的话，这些敌人之中有些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卫护者。他们一向高唱“精神文化”和“道义力量”，诬蔑唯物史观为功利主义，但是更险恶的敌人还是伪装拥护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宣扬所谓“经济唯物主义”，也就是宣扬“经济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错误的观点本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却把它栽进马克思主义里，还自夸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给梅林的信主要是对这批修正主义者的驳斥。“经济唯物主义”是一种片面的，庸俗的，认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的历史观。它否认政治，政治机构，思想和理论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经济唯物主义的维护者在西欧有伯恩斯坦，在俄国有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和孟什维克。实际上苏修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在继承“经济唯物主义”的衣钵。他们宣传单靠经济的“自发力量”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用不着进行阶级斗争和革命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用不着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他们利用经济力量来扩充军备，以便对内实现法西斯统治，对外实现侵略扩张和霸权主义。我国“四人帮”尽管诡称反对“唯生产力论”，骨子里还是继承苏修衣钵的。这批叛徒在理论上的荒谬和在实践中的胡作非为所造成的灾难是有目共睹，尽人皆痛恨的（兽注：这部分黑字在1979年再版是删掉了的，在2000年以后的再版才加上）。

　　恩格斯给梅林的信里否定经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详细说明了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以及相应的思想体系这三种因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错综复杂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纲或“合力”来推动历史发展，这就进一步阐明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功绩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看来四人帮还真是过街老鼠，这种事也可以背黑锅？！朱老这篇序论主要是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经济决定论”是目前官记马哲的核心内容，它的产生从朱老上面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这并不是偶然的，关于这点，老田有着很好的认识：

　　在共运史上，把马克思主义进行资产阶级决定论这种解释也不是第一次了。在第二国际，也就是米歇尔说的“寡头统治铁律”起作用的时候，第二国际就在竭力的宣扬经济决定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这个东西。他们不认为苏联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应用来分析他们自己的社会，而是变成肯定他们社会里的一些权力，一些地位和社会结构合理性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就变成了彻底的经济决定论。

　　但仅仅是这样的话，还不能反映“后陈伯达学派”的最新成就。因为生产力决定论还是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后陈伯达学派”的一个最新进步是在生产力前面加上“发展”两个字。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发展生产力比生产力标准要涵盖的范围广得多。那到最后就变成了“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效益优先就是资本积累优先。后陈伯达学派发展到最后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可以把资本的积累作为最优先的一种跟发展生产力等同起来，然后通过发展生产力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生产力决定论，从而跟马克思等同起来。既然可以这样等同马克思，那么就可以把马克思作为批判毛泽东的一个手段来应用，既然把毛泽东批倒了，那么毛泽东搞的这些就是错误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调整过程就是非常有道理的。

　　老田的论述和朱老是一脉相承的，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在西方也有着广泛的声音，但不搞生产，我们是否能生存？而赚钱成为我们生活唯一目的，我们又真的能够生存得好？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实际上就是要找到一条社会长久发展的真正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的思想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在建国前的《新民主主义论》就专门指出了物资与精神的联系：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建国后老人家更是对这个问题具体化，成为指导我们发展的一盏明灯：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万吨石油；而且不只是××万吨石油，还有××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

　　老人家显然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命脉，这也是他老人家终身的革命追求，也是他最后岁月发动的那场革命的关键所在：他老人家显然希望通过一种合理有效的管理方式来推动社会真正和谐发展。不管我们如何批判文革的罪恶，但是面对文革期间进行如此众多的而且难度极大的科研工程，以及取得的成就，再对比30年我们的作为，我们就不能好好的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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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李约瑟之问，直到韩毓海老师的《500年来谁著史》，我们才开始找到真正的答案。兽认为，东西方的精英对利润的疯狂追求是一致的，但是对市场的认知带有很大的偏差，严格来讲，西方的发达国家并没有一个是高度市场化的国家，而中国对高度市场化得则有高度的诉求：中国财团和西方财团500年的投资理念是不一样的。通读韩老师的书，多年的一些思想碎片开始拼接起来，兽形成了一些固执的想法，这和很多左派的看法不一样，放在这里，提供批评讨论之用：

　　对于西方财团而言，主要是投资战争来获利，其必然要强化国家机器，提高国家能力，才能持续不断的进行战争。其标志就是中央银行的建立，国家统一金融和财政；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以及直接主导工业化。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德国，俄国都是由国家主导工业化的（直到今天法国和德国还有不少大型的国有企业，如法国的雷诺，德国的大众有40%的股份在政府手里），后来的苏联更是做到了极致，直接取消了财团，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直接投资，国家厘定价格，形成以技术官僚为核心的国家管理团队，也就是俗称的计划经济。所以在兽看来，苏联的成立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总结和西方经济史的开端），而是500年西方投资理念的一种异化，是有深刻历史渊源和传统的。

　　中国古代农业和商业经济极度发达，政府掌握的财富比较丰富，即便财政有困难，也可以通过部分商品专卖（如盐，茶，酒）和征税来解决。大部分时间，财团投资战争没有太多好处（王朝更迭有例外），主要是通过市场商品交易来获利，因此对于国家干预市场是很抵触的，我国古代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主要是均输法（调控物价）和抑并豪强（反垄断），大商人是极不愿意看到这些。另外如果和外来势力勾结也可以获利，那么损害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最好的例子就是明朝的倭寇。明朝的倭寇的首领大部分就是浙江和福建的商人（主要是福建），抢来的货物又是通过这些商人来交易，到了明朝末年，闽商就已跻身中国10大商帮之列。所以，在这种投资理念下，中国财团所培养并通过科举输送的国家管理者就必须无为而治，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这从教育内容主要是文章辞赋可以看出来（相对而言，西方财团由于通过战争获利，对自然科学技术相反高度重视），这样国家的衰亡，国家能力的下降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毛主席在建国后所力推的教育革命和1960年代所强烈批评的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就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讲，近代的买办集团的产生就不是偶然的，现在中国能够高度接受完全市场化的理论，是有历史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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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714工程的下马，梁东元有着不同于主流精英的深刻认识：

　　当年毛主席有远见，拍板搞国防尖端事业，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现在国家虽然一时有困难，但从长远来看，载人航天肯定是要搞的，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谁不知道做成一个东西多不容易？真要砸碎它，不过是顺手一下子就完了。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散摊子。而一旦把摊子给散掉了，将来想再搞，可就难了。

　　而我国载人航天的元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首任航天员生命保障医学研究室主任贾司光老人对当局几十年的无作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曙光号”载人航天工程的下马，可能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对载人航天认识不太清楚，觉得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再加上尖端的项目头绪太多，顾不过来。那些年西方给我们设了好多圈套，连诱带骗，一下子就把不少好东西给砍掉了，包括“运十”这样非常有希望的大飞机项目。这一砍，有的是出于无奈，有的是出于失策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想用讨好人家来改善关系，甚至幻想人家能够给我们尖端技术，后来又说，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他一万架飞机，结果是美梦一场，造成了非常大的遗憾，很长时间都弥补不了。中国历史上一直用仁义道德来对付魔鬼强盗，只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后来南海撞机，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美国人一炸，才把我们炸醒了。

　　杂感走笔至此，行将结束，兽想起了贾司光老人对梁东元强调的一席话：

　　现在咱们国家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没有高精尖的东西，而是没有一心为国家安全着想的人，尤其是在要害岗位的人。我不是哪个单位的，我是国家的人呐。国家培养了我，我就必须为国家着想，为国家说话。

　　人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