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在出气会阶段时,有两个典型人物。一个主政安徽,一个主政四川。讲到这儿,大家都知道是谁,曾希圣和李井泉。出气会,讲白了就是省委一把手检讨会。
这两位摆在一起,能上升到典型人物,有这么三个原因。
其一,这两位的脾气都属于火爆类型。
其二,困难时期,安徽和四川都非常严重。
其三,面对出气会,态度不一样。
为了能够有效控制出气会的节奏,在出气会开始时,政治局常委分别坐镇,各个比较严重的省市。比如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周公参加福建组,邓公参加四川组。
当时就数据问题,各地普遍存在欺上压下的行为。在出气会开始后,安徽的曾希圣主动做了检讨,对安徽死了那么多人,深感愧疚。但是四川的李井泉,拒不承认错误。
在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做了口头报告之后,就有四川干部写匿名信了。
毛主席给四川的问题总结成五个字:
高、急、反、斗、死。
什么意思呢?高指标,急要求,反右倾,斗干部,官僚主义死不回头。
李井泉也意识到了,这是说他自己呢!随后,才在四川组当众做了检查。据说是泪流面面,但是检讨的内容,仅仅是匿名信中举报的问题。
虽然说检讨的认识不够深刻,但也总算是带了个好头儿。
四川组自我批评之后,李井泉在小组长汇报会上讲了一句话:
这几年我们是团结起来犯错误。
现在再谈起三年困难时期和七千人大会,李井泉都是一个反面教材。
我个人并不是很认同。
四川的情况,比安徽要严重,但是在当时,没有被列入重灾区。因为李井泉“捂盖子”捂得很紧,对下面进行压制,谁要反映死了人,就被指责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这种动作,并不是李井泉一个个例。
李井泉的实际问题,是让他认错他不认。
但是这里有太多的无奈,罪己诏怎么下呢?
用李井泉和曾希圣作对比,很多人喜欢用人均上调粮食,四川是人均43斤,安徽是人均42斤。基本相同,但是曾希圣态度就挺好,李井泉被毛主席点了,才去检讨。
其实安徽和四川的情况不一样,人均上调粮食虽然大体相同,但是人口不一样。1959年,安徽是3400万人,四川是7300万人,这差着小4000万人。从60年到62年,安徽人口减少439万,四川人口减少622万。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统计,1985年出版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5年)》。
实际的情况,往往比反映上来的更严重。1962年,中办曾去四川调查,1958年到1962年,四川实际减少人口1253万。四年一头一尾,实际减少人口约20%。5个人中,有1个人没了。解放时,四川人口是5700万,一直到1958年,实际是一直在增加。
在四川,粮食作物中,以水稻为主,1961年全省水稻仅是解放时的62%。
所以结论就很好得出了,截止从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四川的人口一直在增加。从1958年到1961年,四川的粮食产量一直在减少。但是在大环境之下,征购任务却并没有相应的减少。三年困难时期,四川又外调了147亿斤粮食,在各省市中拿了个全国第一。
所以四川人口减少,这不太正常了吗?
拿了全国第一的李井泉,现在又要做检讨。
李井泉拒不认错,也还能理解。
七千人大会的事儿,就讲到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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