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大学生疑问:喜儿嫁给黄世仁不好吗?

 驾驭美好   2024-12-10 10:42   173 人阅读  0 条评论

来源: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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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4日,《文艺报》资深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化相关话题。熊元义提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近来在年轻人中流行,这表明人们由上世纪 40 年代对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而今对权钱的膜拜。
现场“90 后”女生小谢站起来说:“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点也不要紧。”文学院蔡姓大一女生的想法也让现场一阵骚动:“如果我嫁给有钱人‘黄世仁’,可以拿他的钱捐给慈善事业,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在微博讲这件事的时候,下面评论果然有“慕强”“慕富”“慕权”的人,说明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多财多富”黄世仁是远远优于“一穷二白”的小屌丝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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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拓展一下微博中提到的《苏南土地改革文献》:解放初进行土地改革时,对苏南五个县(江宁、江阴、宜兴、常熟、吴江)进行了调查。这五个县83个乡(83可能仅为参加调查的乡数)的2149户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恶”的地主人数为425人。被这些“有主要罪恶”的地主杀害的人数总共为542人,被地主强奸的妇女人数为153人,被地主烧毁房屋的人数为376人,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数为1929人。
松江朱行乡地主薛士元,一人杀害了14条人命。常熟地主赵培之杀害了59条人命。吴县永安乡迂里村总共216户中有108户坐过监牢。根据常熟大义区11个乡的调查统计,被逼致死的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户,吃官司的931人,送掉卖掉和烧死溺死小孩的1245户。吴江震泽区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卖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亩,房屋2295间,妇女47人。
 以当今而论,间或爆出的高校性侵丑闻,整个社交网络都会为之愤慨;在旧社会,仅苏南五个县就有一百多妇女被强奸,近五十名妇女被霸占——那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现在衣食富足的年轻人很难去想象。以至于当代大学生提出了“喜儿嫁给黄世仁多好”的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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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儿跟黄世仁的关系,怎么可能用现代男女关系去代入呢?喜儿被卖给了黄世仁,是奴婢、小妾、财产,地位可能不如耕地的牛。这不是危言耸听,我在放几段史料。

我在《阳光开朗李自成》文章结尾处讲了江南奴变的故事,这是北方农民大起义在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余波。

南方的奴仆们跟北方的流民们一样悲惨,这些奴仆往往是欠了大地主的高利贷,或是被严重的税负、徭役逼迫,不得已卖身于豪门,同时子子孙孙都要做奴隶——“子姓世为奴,非主自鬻,无得脱册籍”。当时比较有良心的文人张明弼创作的《削鼻班记》中这样记载:


奴多腹坎无食,膝踝无裙,臀背无完肌肤。奴女未配聓,蚤破其瓜;妇未耦子,先割其鲜。主妇妒,则有锻椓阴私,剃毛缝皮,丑痛之声,流闻于外。


这段内容非常惨痛异常,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朋友建议还是不要一字一字仔细了解含义了。这其实就是喜儿的真实处境——她不是去做富太太的,她是奴隶、是玩物、是牲口、是财产。是被黄世仁虐待致死还不用负法律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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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农民运动高潮影响下,江南地区对地主阶级斗争也进入了新局面。而受地理条件的影响,北方的农民运动主要表现为大股农民军流动作战,而南方水网纵横、山地众多,佃农和奴仆们的起义多为零散的状态,难以形成合力,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江南地主阶级。
上文中提到的《削鼻班记》,其中“削鼻班”就是江南奴仆的自组织,因为蓄奴终究是不合法的,而且在士大夫口中,奴仆就是贱种,说出来嫌脏嘴,于是用“鼻”来代指自家奴仆。“削鼻”就是要削除自己和子子孙孙的奴仆身份,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辈何必长为奴乎!”
“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我辈何必长为奴乎!”——大家都是人,凭什么我做你的奴隶?我们永不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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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弼的《削鼻班记》中还有一段更解气的记载:奴仆们把自己的主人绑去城隍庙,统一痛陈他们的罪恶。为什么要把他们绑到城隍庙呢?意思是已经不信“阳间”的衙门了,要让“阴间”的衙门来裁决公正(城隍是冥界的地方官),史料原文——


则掣神签以数棒,曰:“痛乎?”其主曰:“痛!”则曰:“若棒我时,何为不知痛也?某日,汝锥我,请偿锥。”曰:“痛乎?”其主大号。则曰:“若既知痛,向何为锥我也?”


多么阳光开朗的一段记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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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上文中的大学生提出“要用黄世仁的财产做慈善”是不是很搞笑?他们根本不理解签卖身契后女性是一种什么处境,什么是奴仆、什么是不如牛马。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无知反映了我们教育中阶级教育、历史教育的缺失,而上述那一段对话发生在知名211师范大学——这些被误人子弟的学生讲来也是要去教书育人的,那岂不是成了误人子弟循环了?

就像我上篇写琼瑶的文章里吐槽的:琼瑶奶奶的作品确实有些不被当代社会所接受的价值观——比如小资产阶级爱情至上主义等,但是近年来涌现了很多所谓“反琼瑶”的作品,结果一个比一个不堪入目,一个比一个开历史倒车。

我以为的“反琼瑶”作品:用全人类解放的“大爱”,去替代男女之情的“小爱”。用共产主义理想,去替代小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价值观。
实际的“反琼瑶”作品:尊卑有序、嫡庶有异、男女有别。用封建主义保守价值观,去反对冲破身份、冲破家庭的自由恋爱。
求求你们搞点资本主义吧,这样封建真是太low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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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现在文化娱乐界“贵族化”的问题,我一定要讲一部让我精神内耗严重加剧的话剧。本来我对于话剧的宽容度是很高的,因为它不是资本驱动的,不像现在的垃圾电影电视剧与流量明星,就是平台和娱乐资本噶韭菜的场所,而话剧还多多少少是“手艺人”的自留地。所以我对于话剧还是多多少少留一点面子,就不指名道姓说哪一部了,不过看过的朋友肯定一说就知道。
这部话剧是模仿《霸王别姬》的风格,讲在历史大变局下,一个戏班子沉浮的故事。解放军进城,司令员是旧贵族家庭出身,想让戏班子来给部队加强一下文化建设,于是想让他们演《白毛女》。然后就是血压升高的桥段——
戏班子对着《白毛女》的剧本开始吐槽:“主角怎么叫喜儿啊!”(女主嫌弃脸)“男主怎么叫大春啊”(男主嫌弃脸,嫌弃名字土,因为他演柳梦梅的)。没有表演用的衣服,两位小战士(还要突出两位小战士是文盲),从老乡家里借来了花棉袄和土布衣服。然后戏班子吐槽:天呐,这衣服好破啊,有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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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戏班子表态:这戏我们不能演!这行头我们不穿!宁可跪在地下挨打也不演。这时候解放军的司令员进来了,说你们不演就不演吧,粮食你们收下。紧接着戏班子里有一个苦命人,出来balabala说了一通,说我是苦命人,杨白劳简直就是我爹,求求你们演了吧……班主非常感动,遂演《白毛女》。
这只是大概前1/3的剧情,我简直是如坐针毡。旧社会戏班子是什么高贵场所吗?《霸王别姬》里那么有名一句话:“都是下九流,谁嫌弃谁啊?”旧社会演戏的人不都是苦命的孩子么,都是小石头小凳子这样叫,咋还会嫌弃喜儿、大春?咋还会嫌弃粗布衣服?就是成了“角”也不是天天绫罗绸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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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话剧带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前面这段的笑点,都是集中于“解放军战士完全不懂(高贵的)戏”“戏班子完全瞧不起(庸俗的)白毛女”之上,反复拿小战士文盲、老百姓土、文工团妹妹不文艺来当笑点,让人非常之不适,充满了高高在上的俯视与恶臭。关键这压根就不符合历史啊,唱戏的人从来也都不是什么“上流阶级”啊。
看一看之前老艺术家们的纪录片,是新中国让下九流的“戏子”“艺人”们都变成了文艺工作者、演员、歌手、艺术家,变成了光荣的劳动者。“我们的称号是文艺工作者,是毛主席封给我们的”——这种话包含着怎样的感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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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述那种剧情就完全不知所谓,压根就不符合历史,这不仅仅是“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问题,这更是“背叛了祖师爷”的问题。
然后我看这部话剧的编剧,赫然写着“爱新觉罗”四个大字,我就……我一直秉持着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的原则,除了像马云和管虎这样已经成为典型的可以指名道姓,其余我一贯是仅评论观点,不涉及到人身。但是“爱新觉罗”这四个字实在是特么味儿太冲了,不提一提读者们可能都无法深刻而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
文艺圈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最严重的地方,伟人曾亲自钦定了三个名称——“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意思是他们从来不会讲劳动人民的故事。因为新中国对旧勋贵们比较宽大,如溥仪这样卖国汉奸行径,都是改造之后刑满释放,无论是纵向比历朝历代,还是横向比苏俄,绝对都属于宅心仁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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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一大波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文学艺术家们,给死气沉沉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潮流,但是改造旧世界毕竟是很难的,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进程的。那些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旧勋贵们,自然无法进入政治经济核心部门,但是文化部门好说啊。因为自古以来,唱戏、听曲、搞文艺、写话本,都是要一定程度上的“脱产阶级”,即不需要从事劳动生产,才有心情鼓捣研究这些东西。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有一对鲜活的人物形象——小文夫妇,就是前清遗老、落魄贵族,但是唱戏非常在行,靠“当角”维系了很高水平的生活。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旧勋贵们为我们保留了很多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另一方面来看,这些遗老遗少们久而久之就占据了文化口的重要地位,成为文艺内容的重要产出者,甚至是规则制定者、裁判员,这就对文艺的整体氛围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很多“半殖民地半封建”残留。
来看看时代变化的一个侧影——

祖父关学曾:“满世界唱就是为了找窝头”“现在是为人民服务,没有比这个更高兴的了”。
孙女关晓彤,参加的节目要以“八大姓氏”“名副其实的公主”为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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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娱乐圈,资本化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够用”了,还都要往封建贵族上面靠才可以。甚至这些封建僵尸们,会刻意捧出他们的代言人,比如大名鼎鼎的“子彬公大家族”,就是封建价值观回潮的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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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还可以深入扩展一下,就是我在《革命周期率》“改写历史的两根柱子”这两篇文章中所核心探讨的话题:成功的革命会消解革命的基础,这是革命“最伟大的悲哀”。
伟大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大家团结起来革命,靠的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大多数人都活不下去的基础之上的。毛诗有云:“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地主的重重压迫,所以农民才会个个同仇。
正是因为旧社会吃人的剥削阶级被成功消灭了,才会在当今文艺作品中看到众多被美化的、温情脉脉的地主、买办、资本家。正因为大家没见过黄世仁们是如何凶残的,当代年轻人才会产生“嫁给黄世仁也不错”的错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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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一句话反过来看:任何革命,甚至是失败的革命,都大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比如说,最早践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是巴黎公社。就算巴黎公社失败了,“八小时工作制”的种子也种了下去,逐渐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心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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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工人阶级子女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资格读大学?二战之后。因为二战之前大学学费,是普通家庭一辈子都无法承受起的。二战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福利社会制度,不是因为统治阶级变心善了,而是因为工人阶级在战场上为自己打出了地位,统治阶级再不让利,那就是一战结束之后“大兵变”的结局——那一次“大兵变”最伟大的的成果就是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
而到了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在教育市场化的指导思想下,英美普通家庭也越来越读不起大学了。社会福利制度逐渐取消,普通人读大学要背上巨额的贷款,关于英美大学生因为还不起贷款而自杀的新闻比比皆是。
美剧《绝命毒师》中,老白就是一直在算:要贩多少毒,才能赚到给自己治病和儿子读大学的学费。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比贩毒还赚钱——这就是《绝命毒师》告诉我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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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女性什么时候可以读大学所有专业,甚至可以穿裤子呢?是1968年全球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此之前,女性所能选择的大学专业,仅仅是部分女校中为“相夫教子”量身定制的专业,她们甚至连正规大学的校门都无法进入。
伟大的英国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回忆自己年轻时候的阅读经历就是,只能靠自己的兄弟们从大学图书馆借书,虽然她的家庭是贵族出身、她的兄弟们从威斯敏斯特公学毕业直接进入剑桥,但是她不能踏入大学的校门,就隔着一条马路远远地看着兄弟帮自己从图书馆借书。
再说一个冷知识:中国建筑学泰斗林徽因女士,一直没有拿到过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文凭——虽然她一直跟堂学习,考试成绩也名列前茅。宾大拒绝给林女士的理由是:学校的管理者认为,建筑系的学生经常须在夜里作图画画,而一个女生深夜呆在画室是很不适当的。直到2023年,才补给了林女士应得的建筑学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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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相当长的历史中,女性穿裤子被视为一种“大逆不道”“与男人无异”。而首先冲击这一传统的,是工人阶级妇女们,因为她们要像男人一样劳动,像男人一样挣钱养家,为什么不能穿像男人一样的裤子呢?然而在保守的城市中产家庭和贵族阶级中,女人穿裤子依然被视为不可接受。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大服装公司引领了一代又一代消费主义潮流;再加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影响下的平权运动给全人类来了一次思想解放,女性穿裤子才正式被普遍接受,相当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起掐死了封建老僵尸。
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日本对于残疾人士的保障,是日本新左翼领导的运动,是轰轰烈烈的日本文化大革命之下的一个很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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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所以很多对弱势群体、下位者的保障,都是革命冲击旧体制后的诸多成果之一,上面举的穷人子女、女性、残疾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这些成果被有意无意地刻意隐藏了,各种进步仿佛都变成了理所应当“从天上掉下来”的事情。隐藏了革命成果,革命就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变成了野心家争夺权力的方式,最核心的内核就这样被掩盖了。
而把被颠倒的历史正过来,则是我辈必须肩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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