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钱学森同志逝世15周年纪念日。15年前,北京突降大雪,无数群众雪中为钱学森同志送行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还记得当时钱学森同志逝世的消息经媒体报道之后,很快就引发了举国哀悼。在阶级分化引发不同群体意见对立的年代,钱老几乎成了少有的“最大公约数”。
有些人缅怀的是钱老对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有些人缅怀的是钱老一直以“劳动人民的一份子”,时刻关心工农大众的命运,晚年大声疾呼:“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可以说,任何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会对钱学森同志怀着深深的感激和尊敬之情。
然而,也总有宵小之辈念念不忘贬低、诋毁钱学森同志。就在钱学森同志逝世的时候,南方某媒又翻出了钱老大跃进期间论证粮食可以亩产万斤的文章,阴阳怪气地对钱学森同志“盖棺定论”。
1958年6月,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
在南方某媒之前,方舟子等人早就曾借此攻击钱学森,李锐更是数次借此攻击钱学森、污蔑毛主席。
钱老离开我们15年了,这个事件时不时还是会被某些小人翻出来,借以污蔑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李锐在80年代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刮的“五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这完全是李锐的捏造!
事实是,1959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在这次持续数天的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多次讲话,都是力纠“五风”的。
当时,毛主席还号召大家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敢于反对抵制“五风”,抵制高指标风。
“要敢于犯颜直谏,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都不如。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要讲,有缺点要改的空气,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要有不怕警告、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敢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为了力纠“五风”,毛主席在领导干部中开了多次会,多次发《党内通信》,但指示贯彻不下去。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又以个人名义,给全国六级干部写信,号召大家要敢于抵制上级规定的高指标,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胡来。然而,有人依然阻挠这封《党内通信》的下发。
李锐可能发现他的谎言太露骨,于是到了1991年他又改口说,他的“证据”是在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期间:
“(关于)粮食放卫星的问题,我特意问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这篇文章对毛泽东固然起了作用,但当时毛泽东恐怕主要还是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者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李锐《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1992年,李锐获美国聘请为“客座教授”,到美国某大学搞“讲座”,就是采用的这一材料。
然而,这依然是李锐的捏造。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同样是毛主席主持纠“五风”的会议,最后还作出了《决议》。
在会议的《决议》(草案)中,在批评浮夸风这一问题,毛主席还加了以下文字:
“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作愈细致,我们的各项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那么,毛主席到底有没有相信钱学森那篇文章的内容呢?
翻开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风讯台》(《科学时报》前身),其中一篇题为《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的通讯录,记录了当年毛主席参观科学院展览会时与钱学森同志的一段对话: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用两个小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科学院的展览会……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主席说:“我们还是1956年在政协见的面,你在青年报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的利用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
可见,对于钱学森文章的结论,毛主席是不信的。
“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这个话实际上是毛主席轻松幽默且没有带任何恶意的批评,钱学森专长毕竟在物理领域,对农业问题并不在行,所以毛主席才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
但是,单从理论角度出发,钱学森这篇文章也不能算是错误的。文章从物理学角度的论证基本是严谨的,既讲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又讲了现实中的制约因素,如“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 2/3 的折扣”等等。而且钱学森还讲了外在条件:“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
50年代末,黄河以北谷物亩产量已经突破500斤,南方一些地方已经突破800斤,而70年代举国一盘棋研究出了杂交水稻,最高产量到今天已经逐步提升到亩产1500公斤(3000斤)。而美国和欧洲的土豆亩产量已经达到5000公斤(1万斤),红薯产量则更高。这就说明,钱学森的那篇文章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只是因为钱学森同志不具备足够的生物学和农学知识,对当时作物的情况把握并不到位,才导致他得出的结论距离实际情形相去甚远。
在当时浮夸风乍起,毛主席力纠“五风”的当口,钱学森同志的那篇文章的确是不合时宜的。更何况,这还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给他的“命题作文”。
而宣传口出现的问题,就更与毛主席无关了,看看吴冷西的《忆毛主席》,就知道当时是谁在把持《人民日报》了。毛主席曾找到吴冷西,让他顶住压力,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结果,吴冷西他们到底还是没有顶住。到了晚年,吴冷西出来忏悔,后悔当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在1958年10月27日的那次与毛主席的谈话中,钱学森很坦诚地承认了自己“不懂农业”、“计算方法也有错误”,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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