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之重器》这本书讲了五个“重器”案例,其中之一是载人航天。这部分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我国的载人航天,是使用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这个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
当时,“机派”和“船派”理由都很充足,双方激烈争论,领导也难以定夺。最终,我国的载人航天飞行使用的是宇宙飞船——神舟系列。那么,这个重大分歧是怎么解决的呢?“船派”是怎么取得胜利的呢?
回顾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决策过程,充分显示了解决重大分歧的中国式办法,其中包含了很多现实智慧,相信对大家很有启发。
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过程。
二
1970年代,我国曾经研究过载人航天,有了初步方案,名为曙光号飞船。虽然有了初步方案,但当时经济、技术、工业制造等多方面的能力差距较大,难以深入推进。中央批示: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中国载人航天的真正启动,是在1985年。当时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我国必须有所准备,为此,有关部门召开了中国首届空间站研讨会。时隔10多年以后,再次提出了发展载人航天的问题。
研讨会只是务虚,什么也没决定,但会后相关消息传出来,引发了全国上下对是否要发展载人航天的激烈争论。支持派的意见不用说了。反对派的意见是:国家还很穷,应该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尽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一番激烈争论以后,虽然社会上众说纷纭,但航天方面的专家达成了共识:载人航天应该启动,不必继续争论了。
虽然航天专家们有了共识,但毕竟社会上争论激烈。因此,中央作出指示,先进行概念性、技术可行性研究论证。充分论证以后,再做决断。也就是先小规模干起来,小步快跑,但不必大力宣传,保持低调。
如此,研究论证了两年,到1987年,要确定是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了。这个事不定下来,后面的路没法走。为此,在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一个专家组,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组长是航天专家钱振业。钱振业个人的观点是用宇宙飞船,也就是“船派”。
专家组成立以后,内部争论激烈,意见难以统一。既然如此,那就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吧。于是,开始在全国范围征求意见。一石激起千层浪,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这个问题激起了众多技术专家的强烈兴趣。航天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后来合并为航空航天工业部)、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总参谋部等60多家单位、2000多名专家参与讨论。大家提出一大堆方案,讨论非常热烈。
三
讨论了一年,意见还是不统一,“机派”“船派”针锋相对,越吵越热闹。为了尽快把这事定下来,专家组出面,邀请全国几十名德高望重的资深专家专门开个会。会上也是一直吵,吵了七天七夜,还是定不下来。
眼看着吵不出个结果来,会议决定,综合各项指标,来了打分决胜负。分数算出来一看,“机派”84分,“船派”83.69分。“机派”虽然占了上风,但优势只有小小的0.31分,还是相持不下。
没办法,组长钱振业只好宣布,暂时先不定下来,继续再讨论一年。
“机派”的主要意见是:航天飞机技术先进,可以一步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而且,航天飞机可以反复使用,经济上更划算。宇宙飞船已经有20多年了,属于落后技术,将来一定会被淘汰。既然这样,应该一开始采用先进的航天飞机。
“船派”的主要意见是:航天飞机固然先进,但技术难度很大,研发把握不大,耗时太久。宇宙飞船虽然技术比较老旧,但也因此技术比较成熟,把握性很大,可以更快更好地实现载人航天。
反复研究以后,钱振业领导的专家组决定,采用宇宙飞船方案,先把人送上天去,以后再发展更复杂更高级的航天飞机。
专家组把他们的决定上报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共有七名委员。王永志为代表的三人是“机派”,其余四人是“船派”。接到专家组的报告以后,委员会开会表决,“船派”4比3领先。不过,“船派”中也有人摇摆不定。严格来说,投票结果介于4比3和3比4之间,等于是打个平手,还是定不下来。看来,投票并不能解决问题。
专家们意见一直不统一,负责干活儿的航空航天部可坐不住了。他们派出两名副部长,专门拜访了王永志。他们知道,只要说服了王永志,专家意见就能基本统一了。在会面中,两位副部长说:中央等着听取汇报,这事不能再拖了。航天飞机虽好,但研发至少需要20年,时间太长。他们倾向于更容易、所需时间更短的宇宙飞船。
王永志虽然是“机派”,但听了二位副部长的一席话,也理解了问题的重点所在。虽然各种不舍,但王永志毅然决定,转而支持宇宙飞船方案。就这样,专家委员会总算做出了决定。
这里顺便说一句,王永志本来是“机派”,但为了顾全大局,放弃自己的主张,转而支持“船派”,为拍板决策立了大功,后来,就任命他为载人航天工程的首席设计师——顾全大局,是很重要的素质。
1988年8月,航空航天工业部上报中央,建议采用宇宙飞船方案。中央的表态是:好,年底最终确定方案。
可是,好事多磨,到了1988年年底,方案并没确定下来。
四
原来,得知中央即将确定飞船方案以后,众多“机派”科学家心急如焚,用写信、打报告甚至找机会当面“进谏”的办法,敦促中央改用航天飞机。他们坚持认为,宇宙飞船的技术太落后,没前途,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发展高大上的航天飞机。
面对纷至沓来的科学家意见,1989年8月,国家航天领导小组犹豫了,打算给中央写个报告,建议改用航天飞机。报告写好以后,他们专门去征询钱学森的意见。在这个关键时刻,钱学森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报告上写了10个字: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
显然,钱学森倾向飞船方案。他认为,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两个方案,本身的优劣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国家经济、技术的实力能承受哪一个。基于这个理由,宇宙飞船显然更稳妥,更适合作为第一步。
对钱学森的意见,中央很重视。1991年,时任总理李鹏当面听取航空航天部的汇报。此后,又经过一番讨论和研究,到1992年1月,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参考钱学森的意见,中央决定,中国的载人航天,从载人飞船起步。“船派”最终胜出。
同时,中央指示,进一步详细论证载人飞船的相关问题。又经过半年的论证,1992年6月,最终的可行性报告完成。1992年9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常委们一致认可载人飞船方案,领导们表态:“就是动用国库,把黄金拿出来卖了,也要搞”。
中国载人航天的“921工程”正式上马。至此,历经7年的“机派”“船派”大争论有了最终结果。
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位宇航员杨利伟乘坐“神舟”宇宙飞船成功进入太空。中国实现了载人航天。
五
回顾“机派”“船派”激烈争论以及最终决策的过程,可以发现中国式解决分歧的几个特色,或者说高招。
第一,在解决分歧时,有足够的耐心。分歧越大,耐心越多。
因为有耐心,所以不靠投票或某个政治、学术权威一锤定音。那样做,固然“合乎程序”,但失败一方一定口服心不服。这样,就破坏了团队的合作。被否定的一方,气哼哼的,在工作中会有意无意地“制造障碍”“破坏”。
人有一种心理,总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因此,如果他的意见被否定了,然后项目失败了,他作为团队一员,虽然利益受损,但心理上却得到了满足:“不听我的,现在砸锅了吧。活该!看你们下次听不听我的!”
结果就是,团队中有一帮人暗地里希望工作失败。可以想象,即使没有那种公然的阻碍和破坏,但气哼哼的人,在工作中很难倾尽全力。这可不是好事。
所以,解决分歧,尤其是重大分歧,不要轻易用投票或权威等“强势”压人。那样,虽然表面上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却分裂了团队,得不偿失。
中国式的解决办法,是用足够的耐心,足够长的时间,让大家反思考虑方方面面。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被否定的一方,也能渐渐接受最终结果。即使不是愉快的接受,至少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而且,足够长的时间,能让各方在决策后的新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机派”的人,在宇宙飞船建造中也有重要的职责。这样,失败一方就不至于满盘皆输,而是输了面子得到里子。这个结果,很多人就可以接受的。
第二,虽然不生硬地用投票和权威压人,但在长时间的磋商和决策过程中,也适当使用投票、权威的力量,不直接因此做出决策,但会因此影响人。
在整个七年决策过程中,不止一次使用投票。虽然投了票,但并没根据投票结果直接决定。不过,投票并不因此是白费。投票的作用在于,让分歧明确化,大家都知道自己这一方不是压倒性多数,问题很复杂,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这样就不会把问题简单化、阴谋化。
权威的作用,在钱学森那里表现得最为典型。钱老的学术权威无可置疑,大家很尊重和重视他的意见。虽然如此,也不用他的意见直接压人。如果用他的意见直接压人,被压的人多半不服气——钱学森就一定对么?!但不直接压人,意见相反的人反而会认真考虑。给你时间想来想去,很可能就想通了。毕竟,“大人物”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实际上,钱学森自己,也不是直截了当地表达意见,而是婉转地表达了倾向于“船派”的意见,为的就是避免“用权威压人”的感觉。
第三,在公开的争论、投票等等以外,更重视小范围面对面的沟通,也就是“开小会”。人性的规律是:越是开大会,越是当着众人,立场越僵硬,越难以做出妥协和让步。甚至,即使已经认识到自己观点的不足,但众目睽睽之下,也不愿当众认错或者让步,而是坚持到底。
但是,如果是在小范围的面对面沟通中,人们反而会更加理智,更愿意倾听其他意见,也更有可能做出让步和妥协。王永志原来是“机派”,但航空航天部两位副部长登门拜访,一番面对面的谈话,让王永志更充分地考虑了“船派”意见,转而接受了“船派”。
设想一下,如果是开大会,两位副部长和王永志公开辩论,然后公开投票,就算最后能有一个结果,王永志很可能会成为更坚定的“机派”,并坚持己见,继续斗争到底。
总之,中国式解决分歧的办法,核心在于“不伤和气”“慢慢来”,也就是在维护整体团结的情况下,用耐心的说服和足够长的时间,让反对派逐渐改变想法,最终达成一致。
经过这种办法达成的一致,虽然不能让各方百分百满意,但基本上不会造成团队的分裂,也能保持各方的继续合作,也为后续的发展保留了充足的空间。
这种中国式解决办法中包含的智慧,发人深省,很有启发。
很多人认为,面对分歧,用投票或者权威-暴力直接压制,只要公开公正透明,就行了。其实,这是简单粗暴的办法,不但不能真正弥合分歧,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制造分裂。尤其是对于那些重大分歧,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简直是破坏性的。
真正的问题和难题,在于长期维持人们的合作,不掀桌子不散摊子,在保持合作的情况下化解分歧,团结起来向前看向前走。
中国正是因为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智慧和经验,文明和历史才能一脉相承、绵绵不绝。
这是我们值得自豪的重大优势。
(赞赏即可获赠20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