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通讯社2021年3月1日发表题为《党领导改革开放事业35周年:党强、民富、国家发展》的文章:
越通社河内——在1986年12月越共六大,我党提倡国家全面革新开放事业。值此至今,在党领的导下,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过35年历程。
越南通讯社2023年1月22日旧文重发,题为《越南——新的发展机遇、新地位及新渴望》:
改革开放35多年来,越南已经和正在取得诸多伟大成就,有力提升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根据百度百科,对越南的“革新开放”是这么说的:
革新开放是指1986年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政策,主要是经济上和思想上的改革与开放。
1986年12月,在中国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几年之后,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革新”路线。导入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改变了越南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令越南向世界开放,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国际上的形象,使越南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那么,越南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呢?我们从财富比例来分析。
笔者查询了“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整理了三类人——最富有的1%人群,最富有的10%人群,50%的底层人群所占财富比例。
曲线图中,黄绿色为最富有的1%人群,红色为最富有的10%人群,蓝色为50%的最底层劳苦大众。
从图表中可以看到,越南在改革开放后,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有社会总财富的基本在25%-26.6%之间;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有社会总财富的基本在59%-60%之间;占越南人民50%的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占有社会总财富的从未超过5%。
构成大概如下图:
越南在改革开放前的数据,笔者没有找到。按照一般认为,计划经济是“平均主义”,相信财富占比应该比较平均。
根据百度百科:
1954年按照《日内瓦协议》,越南实行南北分治后,北方独立,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之路越走越窄......1975年南北统一后,越共走了一条中国五十年代选择的建设道路,斯大林模式,和闭关锁国——朝苏联“一边倒”政策。
既然是全盘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苏联的数据应该有参考性。笔者查询了“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中俄罗斯数据(解体前是苏联),没有查到70年代财富占比数据,但是查到了三类人群(1%,10%,50%)的收入数据。
曲线图中,黄绿色为最富有的1%人群,红色为最富有的10%人群,蓝色为50%的最底层劳苦大众。
在上述图中,明显看到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50%的人群收入要大于1%的人群,与10%的人群相当。这是沙俄、苏联、俄罗斯历史上收入最平均的年代。
从俄罗斯(苏联)解体后,可以看到1%与10%人群的收入占比急剧攀升,50%人群的收入占比断崖式下跌。这无疑也反映了三个人群财富占比情况。
苏联上世纪60、70年代的收入数据,可以作为越南同时期财富数据的参考。
越南修正主义由改革开放前财富差距不大的“平均主义”,进化到改革开放后的两极分化,越修这个改革开放到底是为谁服务,一目了然。
数据不会骗人。
越南通讯社2021年9月15日发表题为《我们需要的社会是真正为了人的发展的社会》的文章: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强调,我们需要的社会是发展要真正为人民服务,充满仁爱、团结、互助、朝着进步及人文价值方向前进的社会。
上图绿色为1%最富有人群,紫色为最富有10%人群,蓝色为最底层50%人群。橙色为财富占比。
谁的财富占比多,谁就是改革开放真正的受益人。
从图中,不难得出结论,越南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是为紫色人群(10%)服务的,更是为绿色人群(1%)服务的。也就是说,越南的改革开放是真正为10%的“精英”服务的。
看到这张图,如果说越修是为最底层50%人群服务的,会不会哑然失笑?会不会送给它一个大大的“呵呵”?
什么是欺骗?什么是迷惑?这就是。
列宁说: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上图,是不是直观地反映了阶级的概念?橙色的财富,也就是全体人民的劳动成果,都集中到10%的集团手里,这个10%的集团占有另50%集团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剥削。
除财富占比数据外,收入基尼系数数据也能说明问题,笔者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制作了亚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图。红点为越南,红线为中国。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亚洲国家,越南的基尼系数也名列前茅。
越修还在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说让越南全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笔者不由得想到了《人民日报》1962年5月25日第6版《失去的周末》精彩的论述:
现在,肯尼迪总统嘴里的“全民福利国家”的“全民”已经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确切的一个代词了:“全民”=垄断资产阶级。
三座大山的代表常凯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里满嘴飘香(大言不惭、不知羞耻)地这样说:
我们要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使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务必做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之目的,尤须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实现民生主义之和平的普遍的革命。
《官僚资本论》(许涤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却毫不留情地扒下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遮羞布: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国家就是四大家族的私产;国家资本在实际上就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所谓“国家”,所谓“政府”,不外是他们用来掠夺人民的“名义”罢了;所谓国家资本,自然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另一种形式,挂着国家招牌的形式。
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就相当于越修的1%人群。
毛主席1943年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今中外反动派所谓“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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