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下台感言：“ 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啊！”

从1978年春天开始，大寨这面红旗开始动摇了。

那时，安徽省率先搞起了包产到户，四川省将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还开放了自由市场。

不久，邓小平肯定了安徽、四川的一些做法，中共中央也支持这类试验。

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普遍铺开。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会议上一语惊人：“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并表态“今后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

邓小平也敲打陈永贵：“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在此背景下，陈永贵先后辞去了省、地、县的领导职务。随着陈永贵个人命运的起伏，已经接近结尾并且已经使大部分社队受益的昔阳“西水东调工程”也被迫中止。

对这件事，陈永贵特别痛心。他多次说，

“这个工程已经开通了34 公里的穿山隧洞，按照原计划，只要在上游建一座34万立方米的拦河水库，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昔阳县水源奇缺的问题，这是造福人民的一件 好事。我不明白，这个对人民有很大好处的工程为什么被停止？”

更让陈永贵心寒的是，有一些人以为陈永贵要垮台了，也来了一个“落井下石”，编造谎言，攻击诬陷，搞了一些“揭发材料”送到中央。

严峻的形势，最能考验记者的良知。有的记者在大寨红的时候，不惜笔下生花；当大寨失落时，不惜落井下石。

比如前些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陈永贵一受到质疑，人民日报就发表《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甚至还攻击大寨说，它不是干出来的，是国家喂起来的，还用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的例子说这项工程是劳民伤财。

人们看到这类文章后甚为吃惊，陈永贵看了这样的文章十分生气，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他想不通，吃不下饭，身体就扛不住，没多久就病倒了。

在病床上，陈永贵唉声叹气，念念叨叨地说：

“实事求是，实事求事。西水东调本来是为民造福，咋成了蠢事？昔阳没武斗、没停产、经济飞跃，咋成了十年动乱的重灾区？大寨苦干了多年，咋倒欠了国家的债？”

使陈永贵苦恼的还有昔阳的干部处理问题。陈永贵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想，昔阳县的干部们跟着我老陈大干苦干，几年里共修筑了1000多公里大坝，平整了6万多亩土地，这些老哥们老姐们吃苦在前，没有半点物质享受，却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调出昔阳的受到排挤，留在昔阳的先后被撤职。陈永贵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大家，难免耿耿于怀。

一天陈永贵忍不住了，去找李先念诉说了一番。李先念见陈永贵气得不行，就跟下边打了个招呼，说那些内参别往陈永贵处送了，他看了很生气，对身体不好。于是陈永贵这位政治局委员从此就看不着国内动态清样了。

内参这头是眼不见心不烦了，报纸上的东西却源源不断地灌进来。《人民日报》带头开炮之外，1980年8月29日，《山西日报》竟然也发表社论——《继续肃清学大寨中的极左流毒》。

这样的社论还不止一篇。9月24日载文：《人妖为什么被颠倒？》，《山西青年》也紧跟形势，发表了社论：《虎头山下一恶》。

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

在北京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陈永贵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申请。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周总理得的也是癌，能治好还能不治？”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病逝，终年72岁。

当美国人韩丁再次来到大寨，针对这种情况连声感叹道：

“大寨的道路是中国走的道路，大寨精神是民族精神。大寨对中国农业的改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