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到中南海，看看“高官”们的特供

这是1942年3月，在延安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在目睹了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的等级供给制度后，写下的文字。

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疗养食堂”，可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的小白桦商店，苏共中央干部可以凭“特殊配给卡”，以低廉价格购买国内稀缺的食品和进口货。

1941年9月，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同时完善了机关食堂的管理制度。比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其中，小灶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干部或十年以上党龄者。

建国后，各式各样的“特供”有增无减，从政府出资运营的“菜篮子”，到依口味定制的香烟，到只为领导人制衣的裁缝，60多年来特供制度未曾间断。而对于很多人来说，“特供”，神秘而遥不可及。

1972年2月21日，一场秘密国宴正在人民大会堂进行。

为确保万无一失，宴会的菜谱和菜单设计等事务都由周恩来逐一安排核准并亲自圈定。此前，他还亲自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再强调准备工作要做好做细。负责食品采购工作的张涛参加了那次筹备会议。

宴会结束后七天，《中美联合公报》签署，封存在中美之间22年之久的坚冰就此打破。张涛和他的同事们招待的客人正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年2月随尼克松访华期间，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在北京饭店后厨参观。

多年来，张涛所在的工作单位对外只用数字“34号”来代表。这个成立于1955年12月的正处级单位，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访华元首以及类似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在当时，这被明确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

这项政治任务在1956年由公安部正式移交中共北京市委负责，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第二商业局，自此成为庞大特供体系中的关键一环。

通过二商局干部高智勇的回忆，我们可以了解到“特供”制度的“特别”之处，和对负责、参与“特供”事务人员要求的严格程度。

“特供”之“特”，在于三个方面，即安全第一，高质量、高水准第二，方便第三。所以其“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

为保证绝对安全，负责“特供”业务干部与职工，由商业局亲自选调，而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态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点审查的因素。

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特别是“特需”对象的需求喜好，以便工作中落实。

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同时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

对享受“特供”待遇的干部，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如“四副双高”（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标准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 蔬等适量。”

在困难时期，执行特供任务的34号供应部，能做到特供保证，实属“不易”。据凤凰卫视报道，由于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

改革开放后，食品短缺的情况逐渐不复存在。1980年代末，部分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取消高级干部特供点，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通过决定，规定“取消对领导同志的 少量食品‘特供’”。然而，后来对领导干部的特供实际上并未取消，反而又有新的发展。34号供应部也仍然在为领导干部提供特供食品。

时至今日，已由二商局股份制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每年还须承担北京70%的“特供”工作。以2009年全国“两会”为例，二商集团为“两会”共储备15大类 1191个品种食品，并筹措1404万元大宗商品，通过其下属11家单位，“特供”全市26家酒店。议期间，34号供应部职工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以 实现“特供产品合格百分百、网点配送零误差、信息传递全畅通”目标。

在确保“特供”的同时，34号供应部也逐渐转向商业化经营。公司注册了“34号”的图形、数字和文字等商标，并推出自有品牌商品——作为“特供”机构存在的供应站，最终也汇入改革的洪流中。

比34号供应部更早的，是北京玉泉山附近的“香山农场”。

建国后不久，在历来被称为“皇家禁地”的北京玉泉山附近，一座归属于中央警卫局管理的农场——“香山农场”建成，产品专供副总理以上中央领导和部分老中央委员，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周恩来视察香山农场

在供给制年代，首长没有工资，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 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香山农场则以“真材实料”和“物美价廉”，来保证“（首长）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的要求。

由于香山农场的特殊性，其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在部队介入下，组建了更大的生产班子——“玉泉山农场”。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农场还开垦了山坡荒地，栽种果树。

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以、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

有一年初夏，毛主席提出要吃桔子，然而季节不对，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因此，农场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此，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1956年后，香山农场按政策改变划归北京市统一管理。之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2011年，相关媒体报道称，巨山农场隶属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农场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主要以绿化食品生产为主。

如今，四川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什邡是有近200多年种烟历史的晒烟之乡。然而，70年代最让什邡烟厂和范国荣为人称道的，则是当年为领导人生产特供烟的“132小组”。

由于原料缺乏，甲级卷烟在1960年也被列入特需供应范围，首先保证外事和国家重大活动用烟，其次是供应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

范国荣，当年什邡烟厂的制烟工人。1964年秋，他收到所在什邡烟厂的书记的通知，“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入选的成员一共四人，都是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去了成都之后，他们才知道是要给贺龙造烟。

忙完了，四名师傅回到什邡。不久，党委书记又通知他们：毛主席平常抽的是纸烟，现在犯了咳嗽病，所以改抽雪茄。现在，咱们厂开始给毛主席制作雪茄。

接到任务之后，什邡烟厂共研制出35个雪茄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毛主席选定的是2号烟，属于味道较淡、食指般粗的中号雪茄。

毛泽东抽的2号雪茄烟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为了确保毛主席的抽烟安全，供烟生产组从什邡迁往北京。由于给部分领导供应的是13号烟，给毛主席供应的是2号烟，生产组被称为 “132小组”。小组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132”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提供。

给中央领导造烟，安全最重要。范国荣老人回忆，“当时我自己生产烟的那个小屋，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围拉着钢丝网，进屋以后，特制的烟放在一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铁柜子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柜子。逢年过节要放假的时候，门窗上都要上封条。”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132”在年底宣布停止生产，范国荣等人转成北京烟厂的职工，特供烟的生产交由北京烟厂负责。

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北京烟厂与中南海警卫局协商后，将当时为毛主席提供的卷烟起名“中南海”并注册商标，“中南海”由此走出了南长街80号。

在公司大堂内，橱窗里放置着红都为毛泽东制作的灰色中山装，其后写着， “1949·胜利者的选择。”

红都公司大堂橱窗里，陈列着为毛主席制作的中山装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与沪上服装名店合并发展而来的红都公司，几乎独享了为中央领导人制衣的政治殊荣。

新中国成立后，国事交往、高层领导互访频繁化，领导人出席重要活动增多，着装得体显得十分重要。

1956年，中央办公厅决定，从上海把一些“红帮”裁缝调运到北京，组成“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师服装加工部”，专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事人员做衣服。“红帮”，因其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而来。

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后，12名红帮裁缝被选用。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中南海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日常通信必须遵守保密制度，外出还要特别批条，按时回来再销假。

他们接到的首要任务，是在9月中共“八大”召开前为毛泽东设计合体的着装，让他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主席台上。

8月的一天，已是半夜12点，技术最好的田阿桐裁缝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中南海书房，他要为毛主席量体制衣。出于安全考虑，他只能站在毛泽东5米开外“目测量体”。但凭着丰富的经验，田阿桐一次目测成功。

根据毛泽东额头宽，脸庞大，身材魁悟的特点，田阿桐对传统中山装的款式进行了改造。他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将传统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并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公分。在裁剪上，为突出毛泽东身材挺拔，田阿桐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后片比前片略长，垫肩稍微上翘，中腰稍凹陷，袖笼也略有提高。

毛泽东对这样的设计非常满意，还特地拍了一张半身标准像。后来，这张标准像被挂上了天安门城楼，田阿桐由此包揽了7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所有的制装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中共领导人着装风向也在变化。

1983年2月，胡耀邦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同志座谈。他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要同外商打交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笑着说，“耀邦同志你先带个头穿西装，我们才没有顾虑，胆子才会壮起来。”胡耀邦则回答，下次来深圳一定穿西装。

其实早在1981年，田阿桐师傅就开始为胡耀邦制作西服。胡耀邦总书记是第一位请红都制作西服的中央最高领导人。红都技师为中央领导人制作的西服，通常采用平驳领、前襟两粒单排扣，显得干练庄重。

1984年后，红都走向大众，而在这之前，普通百姓是没有机会穿上红都服装的，来红都制装需要持省部级以上的介绍信。

时至今日，“特供”可谓深入人心。一面是因食品安全等问题引发的对“特供”的批判，一面是因权力观念等渗透导致的对“特供”的追捧。深谙此道的商家，则鱼龙混杂地打着“国宴专用”、“人民大会堂特供”等旗号敛财。取消“特供”，已成时代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