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毛泽东——集合组织性，斗争性，利他性之大成
1、强组织性：湖南——近代中华武德之大成塑造出强组织特性
自满清八旗入关，华夏神州陆沉以后，汉人的武德很是受到了打击。
但这一趋势在太平天国起义和镇压中得到了逆转。太平天国运动毫无疑问是影响巨大的，十四年间造成数千万人牺牲，但万事万物皆有两面，汉人的武德也被唤醒并被筛选出来。
太平天国起自于广西，建都于南京，占据了南方半壁江山，满清帝国核心的武装力量根本不是对手，朝廷无可奈何之下放权于地方，其中以湖南表现最为耀眼。
半部近代史由湖南人写就。时人所言：“文东武中，绍兴师爷湖南将”。绍兴地处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水网发达，物产富饶，历代为漕运富庶之地，且上海是清末被迫大开的门户之地，对外联络频繁，当地的富裕之人眼界开阔，其优秀之人乃是成事的良辅，民国最后最著名的一对“湖南将”+“绍兴师爷”的组合，正是后来天下闻名的“毛周”。而这个组合也终结了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湖南全省之地在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获得了实践，勇武之将将阳刚之气注入湖南，战争中获取的财富也被一船船运回湖南以兴办学堂，建立工业。清末，湖南各地开始兴办学堂，最早的中路、西路、南路三所师范学堂，中路设长沙，南路设衡阳，西路设常德。民国时，分别称为一师、二师、三师。
天京城破后，慈禧太后眼巴巴的等着从南京运过来真金白银，结果只得到曾国荃一句“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慈禧心知有多少猫腻，但也只能捏着鼻子忍下来了。湘军参战将校获取了大量的财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也曾参军，利用从军数年获取的资财购买土地、经销买卖，虽然少年毛泽东和父亲经常由于信念不同而发生争吵，但不可否认，毛顺生为少年毛泽东提供了开拓见识的客观物质条件。抗战之时，湖南更是中流砥柱，三战长沙令日军损兵折将，南北大陆线亦迟迟无法打通。
军事斗争，必然是强组织性的博弈，只有组织度更高的武装，才能获得更强的军事实力。所以在近代规模宏大的战争磨炼中，湖南的武装团体演进出了强组织性的特点，而这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了整个区域的集体意识，最终出现了用武装斗争开天辟地的华夏英雄。清末大事件之一就是“戊戌变法”。今天康有为的形象已经比较明显了，一个“志大才疏”的投机客，托名于变法以实现自身的野心，而一旦事机不密需要杀身证道的时候，却毫不犹豫的卷款跑路。
世事变化无常，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些善于伪装的人能够骗人于一时，获取与自身根本不匹配的地位和名望。但时间是最好的也是最终的筛选者，他只会筛选出最后值得被纪念的人。
彼时谭嗣同在岳麓书院宣传维新改良活动，启发了一个年轻人，叫杨昌济，后者正是毛泽东走向社会的老师，当然他也是毛泽东的岳父；在长沙时务学堂培养了另一个年轻人，蔡锷，后者不仅在护国运动中推翻窃国大盗袁世凯，还发掘出了另一个年轻人，朱德。
人间，是偶然与必然的对立统一。复兴中华的同道之人，必然籍由各社会联系聚集起来，而华夏文明，也随着这些仁人志士的逐渐转变为革命者，而逐渐恢复了生机。无数的努力与牺牲，无数人的前赴后继，终于让中华爆发出撼动世界的力量，天翻地覆，势无可挡。
谭嗣同这样的人，杨昌济这样的人，蔡锷这样的人，毛泽东这样的人，朱德这样的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并不见得都很完美，他们都是人，但是有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就是他们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信念的坚持，他们敢于斗争、永不妥协、勇于牺牲的高尚精神。这些人，都是敢于以血补天的牺牲者，都是把民族国家放在自己生命和个人利益之上的真正义士与国士——“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当势未起，缘不至的时候，在维新派主要领袖逃亡外国的时候。谭嗣同从容地对梁启超说：“之前打算救皇上，看上去无法救了；现在打算救康先生，看上去也无法救了。我现在无事可作了，就打算在此等待死期了。虽然这样，天下的事情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很多西方人专门研究中国，甚至研究了一辈子都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的渴望胜利？为什么中国人能够付出如此的牺牲？为什么在面对强敌的时候，这么多的中国人宁愿选择牺牲也不会后退一步。
第十五军《抗美援朝战争史》这样描述:“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部分西方专家能懂中国人的聪明，顺势而为，但很少有人能懂得这个民族的“执拗”，都在这句：“知其不可而为之。”
不可为的是个人，而可为的是集体。以一己之不可为，换取集体之可为，这就是华夏文明的强大之处。故而，中华或有一时不可为者，却终迎来可为之时代。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际上就是华夏特色的牺牲精神。命都可以舍，利当然也可以不要。一个人、一代人没有结果也要去做，这种牺牲精神必然激发出强斗争性。因为斗争是需要能量输入的，只有牺牲精神强大的族群，才会爆发出强大且持久的斗争能量。如此就能够牺牲一个人以成就集体之功，能够牺牲一代人以成就国家民族复兴之业。只有这样才能够支撑起改天换地，移山填海之壮举。合乎时代需求者，成就当世之功，而在荒乱的时代坚守信仰者，亦可成为华夏集体精神之图腾：诸葛亮受刘备托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崩于五丈原的时候，也是这种精神。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死，名可留之于竹帛也，又何惧之？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永葆青春，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强斗争性，在有软肋、尚有秩序的时候，中国人看似温顺，实际上是在“记账”；一旦失去了人生的羁绊和幸福的希望，那么中国人就会变为最坚决的斗士，与敌人不死不休，彻底算清历史旧账。中国人的斗争性一旦被激起，那么无惧生死，不论成败，斗争都会坚持到底，一个人不行就一群人，一代人不行就几代人。无论什么人间的妖魔，时代的大山，在中国人的斗争性面前，都在涤荡革除之列。中国人，有两条生命，一条是人生旅途上的“现实生命”，另一条是融入华夏文明精神世界的“历史生命”。中国人最大的追求，不是死后上天堂，而是死后名垂青史。对国家人民之功，决定了一个人在华夏人共有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而这，必须要靠牺牲精神的驱动才能获取。这就是中国人不怕牺牲的秘密：为国家人民而牺牲了个人利益乃至于生命的人，会在华夏文明的精神世界里获得永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就比泰山还重”——《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流血而牺牲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毛泽东，其实也一个牺牲者，他牺牲了个人的幸福，换来了革命精神的纯粹，将一生坚持到底的革命实践之功，化为了华夏大地上人民的福祉，为中华文明注入不断进化的磅礴能量。历史最终会铭记应该记住的人，毛泽东虽然早已去世，但是在华夏文明精神世界里的毛泽东，却从未与我们分别。100年前，在上海的青年毛泽东为了筹备党的成立、湖南革命运动以及资助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向老乡章士钊告急求助，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如果按照购买力估算的话，当时一块大洋（银元）可以买30斤大米，那时候的米远比现在值钱。四块大洋（银元）还可以购买一头驴（现价几千到上万不等）。两万银元，折合现在的购买力价值在几千万人民币，这毫无疑问是一笔巨款。但青年的毛泽东将这些钱财全部用在了组织他人出国留学上了。反而是自己没有去。毛主席一生，除了去苏联以外从来没出过国，但是却也从不反对青年人留洋学习。只要是能学到真本事，我都要；成真人才，我都收。办大事业是一定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要有人忧为我忧，人成为我成的利他格局。
而毛主席建立的组织，无一不是具有强利他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牺牲比率，是世界人类组织之最。在中国的革命进程中，这支队伍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强大的利他性与牺牲精神，这带来了强大的集体力量。利他精神，是一个集体，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的生命力之所在。人类自从成为群居生物起，利他精神就是人类的天性。一个人的生存，要以群体的存在为前提，那么这个人必然要为群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群居生物必然的存在模式。如果人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每一个小团体都肆意破坏大家公有的利益基础，那么神州陆沉、亡失天下的沦陷就不会遥远。而一旦召唤出了华夏文明的利他精神，加以有效的组织，那么就可以获得改天换地的强大能量。强组织性，强斗争性，强利他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最擅长的是事情，就是：搞社会主义兼济天下——用强组织性来科学分配社会的资源；搞革命破除垄断腐败——用强斗争性来除旧布新改造生产关系；搞公有制发展生产力——用强利他性来社会化大生产突破阻力；这就是中国的解放者，新中国的缔造者，华夏文明的革新者，毛泽东。他在历史的舞台一出场，就表现出来的特点，贯彻一生从未更改。当救亡图存，自强自立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最终重要的任务时，马克思主义必然成为中国的“救星”，毛泽东自然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致，也是个人的禀性所然，更是那个时代所有有志之士的共同选择。于是毛泽东就脱颖而出，应运而生了。而后，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大破大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真正开启了华夏文明锐意进取的新周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清末到朝鲜战争这一百年是风云激荡的一百年，中华民族于烈火中重生，脱胎换骨，前后几乎判若两人。而基本打满下半场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夺取全国政权，并清除盘踞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阻碍发展的旧事物。
四渡赤水，红军如鱼得水，天罗地网亦无可奈何；
敌后抗日，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化沦陷区为游击区，包围与反包围，围剿与反围剿，一块块游击区成为扼住日寇咽喉的铁拳；
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在美苏由盟友转化为冷战对手的关键期，共产党干脆利落的驱逐了国民党，实现了中华民族基本盘的大致统一。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当中，华夏文明浴火重生，终于进化出了工业时代的最强形态——新中国。
新中国，就是华夏文明在工业时代进化出来的最新形态，这个文明的形态，一扫自宋朝以来华夏文明将近一千年内卷的模式，恢复了汉唐时代华夏文明的锐意进取之势。
而毛泽东思想，就是新中国的“魂”，这是自1840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集体实践成果的总结。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新中国的立国之道，更是华夏文明进入工业时代后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秩序，就是雅尔塔体系，而这个体系在一开始，是把中国排除在主导者集团之外的。
在斯大林调侃丘吉尔和罗斯福“没有批准你们二人统治世界的任命时”，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会议中根本就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当苏联依据自身的利益索取对外蒙、东北的主权时，中国政府代表根本不在现场，而罗斯福则轻飘飘的表示：“小蒋那边我来说服，没问题的”。
彼时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在美苏英的眼里，和慕尼黑会议中被割让苏台德地区的捷克斯洛伐克有什么区别？
事后果然国民政府对雅尔塔协定没有什么异议，当然了，国民政府没有异议的地方多了去了。
就像联合国五常，最开始上三常是美苏英；就像是常任理事国，席位一度被攥在台湾地区。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国人就不信邪
那没什么，该是我们的，我们会斗争过来，别指望有任何人能主动让给你，“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中国人用实际行动表明，在东亚这个地区，任何有损于中国的战略利益的事情，谁也别想做成。
集大成者便是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打掉了美国人的军事威胁能力，打来了苏联的援助交情。
美国人还不服气，还想再试试，结果又陷在越南的丛林烂泥中十余年。
事实上越战的失利对美国的影响是巨大且潜移默化的。
越战开始之前，美国人处于战后的黄金年代，那是一个至今为止都为美国人所纪念的时代。
越战开始之后，美国人受到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双重打击。
物质上：累计死亡五万人，受伤三十余万，直接花费军费1400亿美元，间接损失不计其数。那时候的美元是没法随便印的，想补偿军费开支就只能靠加税和借债，直接拖垮了布林顿森林体系，导致制造兴邦的美国消失，放出来了金融美国的怪兽。
精神上：美国是一直具备尚武精神的国家，南北战争中之所以南方在基本盘较北方差那么多的情况下还能打得有来有回，是因为当时南方庄园主很多都是贵族出身，精通军事。贵族嘛事不干，就一项工作，那就是打仗和杀人。
（打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运动）
但越南战争却始终没有给美国参战士兵一个合理的说法，这是一场类似于后来苏联入侵阿富汗一样的不义战争，对其国民造成了巨大的“正义危机”。
1971年4月23日，克里领导的越战老兵反战组织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前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在这次震动美国的反战示威中，许多老兵将他们的勋章和绶带向国会大厦扔去。
（这一“优良传统”自越战后传承了下来）
越南没有攻击美国基地，没有攻击美国军舰，万里之遥也打不到美国本土；你要说能来开荒和劫掠也就罢了，但是仗还特别难打，会说越南话的树和会说芬兰语的雪齐名，给美国人惹急眼了想要毁灭丛林。
对大头兵来说打仗特别容易死，可死了也白死，如果回国还会被当成杀人犯被民众唾骂，像第一滴血中兰博的经历就特别有代表性。一方面他在战场上被吓出PTSD了，回国后也找不到正经工作；另一方面民间默认这帮人就是人渣，混混，心狠手辣到处惹事的主，谁都不待见。
“前途无亮”的越战老兵靠着酒精、女人和毒品来麻醉自己，美国社会大规模毒品滥用正是始于越南战争，国内黑帮想办法打通了金三角毒枭的关节，在转运阵亡将士尸体的棺材中偷送海洛因回国。
七十年代的美国方方面面都和九十年代的苏联特别像，区别就在于当时的美国的“血槽”更厚、试错容量更大，并且还有后手，尚能和中国交好。而九十年代的苏联就没法开这样的“金手指”了。
中国磨掉了美国实业拓张的最后一丝力量，中国磨掉了苏联军事斗争的最后一丝力量。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限制已然不复存在，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国家战略的结果。在东亚地区，美苏两霸都是中国的手下败将。美国反华则越战内伤，苏联反华则解体以终。因为中向苏，则苏联阵营获得优势；中和美，则美国阵营占据上风。而中国会根据自己的国家民族利益来自主决策，所以苏联对中国贡献了重工业体系，美国对中国开放了轻工业体系。既要东方的，也要西方的，来了中国，都是我中华的。
独立自主，让华夏文明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来吸收一切有益的现代文明成果，从政治到经济、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在华夏文明自古以来的辩证智慧改造下，那些在西方截然割裂的事物却可以在中国统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这些华夏文明现代化进程中的特色成果源于世界各地而又高于其发源地，真正做到了量世界之物力与智力，以成中国之现代化的作用。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擅长发现矛盾中的同一性，不但可以让释道儒三家为一体，还可以让国企与私企、计划与市场、这些在西方国家斗争极强的双方，也协调一致地为国所用。
而这一切，都源于毛主席开辟的立国之道，这条道路让中国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发展的道路，根据自己的实践来克服理论的不足，所以华夏文明的精髓就得以站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生产力上重新焕发生机。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易经·象传·乾卦》
二战后大量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其核心特点就是斗争性不强，大量的国家并没有经过斗争就获取了胜利，其主权非常脆弱，政治经济上对原宗主国依赖较大，独立自主这条路很难走通。而毛主席发现，大量第三世界的国家在美苏冷战的大环境下是双方都控制不了的变量，单独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能无法独立自主，但团结起来，一切皆有可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共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为什么能在美苏两霸的冷战中自成一派，就在于毛主席发掘了第三世界的力量。为什么美国的钱，苏联的枪，都竞争不过中国呢？这就在于，霸权不懂得大众的需求。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不是自己争取到的独立地位，很多都是原来的大帝国崩溃后拆解出来的，比如英法殖民帝国就“解体”出了大部分的现在非洲国家，而中东北非则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出来的。这些国家的诞生和存续，缺乏斗争的考验，很多都没有达到符合客观政治规律的稳态，所以其统治集团，实际上相较于老牌列强，是非常脆弱的。对喽，就是蒋介石那种脆弱——三座大山压不住中国人民，也压不住世界人民。而这一点，被毛主席敏锐的发现了。我们可以通过去争取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大众支持，来反过来制约甚至改造其统治集团。也就是我们按照通过中国发展经验总结出的客观政治规律，来透视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大众力量的发展情况，进而顺应时代的趋势去催化这些国家的进化。我们虽然物质力量相对薄弱，但是却看得准，抓得住大众的核心需求，所以就让中国的影响力在这些国家扎下根来。比如说坦桑尼亚，我们通过坦赞铁路与之建立联系，在乌干达侵略时提供了军事上的帮助，结果坦桑尼亚不但打败了侵略者，并且反推逆袭，消灭了乌干达的统治者——非洲三大暴虐君主之首，“食人阿明”。
这种站在大众立场，支援生产建设与反抗侵略的义举，怎能不让第三世界对中国倾心。所以，这条在世界上走群众路线的道路，让中国能够在世界自成一派。如今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已经超过了英法这些前殖民地宗主国，也超过了靠砸钱收买统治者的美国，更不用提早就出局的苏联了。
据新华社消息：法国最后一批驻军22日撤离尼日尔，两国多年军事合作从此告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没有墨守成规，只依靠工人的力量，而是把农民，这个中国最广大的社会群体动员组织了起来，于是中国的革命获得了成功，大众得以解放。而在二战后的冷战环境中，毛泽东也发掘出了世界上大众力量的“富矿”——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于是，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就应运而生了。我们新中国，在大航时代错过的机会，最终被毛泽东补救回来了，华夏文明在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后，变为了世界上一种强势的、具备自行扩张能力的大众政治潮流，终于在与西方精英贵族政治的对决中，获得了竞争优势。批亢捣虚，避实就虚，正是孙子兵法之道。而中国发展第三世界朋友，走世界的群众路线这个战略，超过了美苏争霸时任何一方的战略远甚，跨越了不同时代而仍然发挥着作用。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的贸易对象，这些亚非拉国家只要具备较为完善的主权，就一定会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中国产品，可以说许多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极大地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面貌，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亚非拉国家的现代化。而新中国无论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还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都在世界上走的是群众路线。从政治到经济，中国始终可以有效地组织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这条国际关系上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开辟的，标志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的核心力量，开拓了自己独有的广阔天地。工业时代的华夏文明，从毛泽东手中启航，开始正式与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相峙而立。自此，嗜利暴虐的西方文明开始收敛，公道正义的东方文明开始伸张。
尊重科学， 就是尊重人才，即是用政治的力量来服务于科学家的智慧。
当钱学森先生不避千难万险回国后，面对栋梁之才，毛主席紧握住钱学森先生的双手，“盼了你好久了，我们工程控制论的创造人和火箭专家。”
为了能够让科学家安心从事科研工作，共产党人对钱学森先生实现了全方位的保护。
安全上全面负责，钱学森担任五院院长不久，就配备了警卫秘书刁九勃，在当时这是四副两高级别的待遇。并专门的配备了食品化验员，以避免有特务投毒事件出现。
“配备专门的食品化验员，不仅在中国科学家中绝无仅有，而且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都没有，足见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对于钱学森的高度重视和百般爱护。在中国的科学家之中，钱学森是唯一享受这样待遇的人。”
工作上全面信任，聂荣臻经常说：“技术上的事情由钱学森主导，只要导弹准备好，钱学森说可以发射，给我发一封电报就行了。”
正是因为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和信任，钱学森不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1960年2月，钱学森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同年11月，协助聂荣臻成功组织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1964年6月，钱学森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起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1966年10月，钱学森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荣臻组织实施了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把国防现代化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70年4月，钱学森牵头组织实施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1971年3月，组织完成“实践一号”卫星发射试验，首次获得中国空间环境探测数据，为中国研制应用卫星、通信卫星积累了经验。1972年至1976年，钱学森参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提出了建立导弹航天测控网概念；领导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组织启动了远洋测量船基地建设工程；指挥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1980年5月、1982年10月、1984年4月钱学森先后于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洲际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任务，为实现中国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建立了卓越功勋。对专业人士的信任和放权，是中国得以在艰苦条件下突破“两弹一星”等国之重器的重要前提，然世间千里马不常有，伯乐更是难寻，科学家和政治家凝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下，紧密配合信任无间，也自然是历史的一段佳话。科学的发展不光靠科学家，也要依靠研究集体，不光要靠西方的科学体系，也要靠东方的实践积累。由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对当时的抗疟疾药物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在“523办公室”领导下，中国启动了抗疟项目。科学家屠呦呦被委任为疟疾研究小组组长，并且开始研究如何从中药中提取和分离抗疟疾的有效成分。工作的第一阶段无异于大海捞针，科研人员必须从海量的中药中一一甄别，判断哪些药物可以对抗疟疾。第一阶段我们研究了超过2000种的中药，发现了其中的640种可能有抗疟效果。我们用小鼠模型评估了从大约200种中药里获得的380种提取物。然而，过程并没有那么顺利。想要有重大发现谈何容易。一份青蒿提取物给研究工作带来了转机。青蒿提取物很好地抑制了寄生虫的生长。然而，这个发现并没有在之后的实验中重复出来，并且与此前文献中记载的有冲突。为了找到合理的解释，我们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唯一一篇关于使用青蒿减轻疟疾症状的文献出自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文中提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句话给了我灵感。我们传统的提取方法里的加热步骤可能会破坏药物的活性成分。在较低的温度中提取可能有助于保持抗疟活性。果然，在使用较低温提取方法之后，提取物的活性得到了大幅提升。经过积极的临床实验后，我们接着分离纯化了青蒿的抗疟有效成分，1972年，我们得到了提取物中的活性成分，分子量为282道尔顿的无色晶体，分子式是C15H22O5，熔点在56–157°C。我们将其命名为青蒿素。由于寻找疟疾治疗药物的523项目组是一个全国范围的科技协作组织，项目组很快发现一种四川产的黄花蒿符合制药要求。最初使用片剂，结果发现由于以前压缩机器生产的药片很难分解，进而转型为纯青蒿素胶囊，临床效果非常好。且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一个科研团队的帮助下，我们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结构，是一种倍半萜内酯。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二氢青蒿素更加稳定并且比青蒿素的疗效好10倍。我所在的研究小组后来将二氢青蒿素发展为一种新的药物。过去的十年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开展了用青蒿素和二氢青蒿素治疗其他疾病的研究。科学家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过程中，从立项到发展，无不是集体的智慧，协作的产物，更是从传统的中医典籍中获取灵感，使之重换新生，以能够实现让中医帮助我们去征服全世界威胁生命的重大疾病，愿全球沐浴在中医阳光下的人们健康幸福的目的。工业的发展，是要符合客观规律的，重工业是工业体系的骨架，轻工业是工业体系的血肉，如果没有骨架而只有血肉，那么肯定是挺不起脊梁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明确具备由重工业—轻工业第次发展的顺序，自建国后156项目打下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础后，70年代在中美缓和的大背景下，中国又开启了“四三方案”：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建设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四三方案为中国的基础产业产能带来重要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交流与合作，合作伙伴主要来自日本、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和美国等，也是为日后改革开放，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创造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先机。化肥的国产化应用：化肥项目包括5家化肥厂、19个中型氮肥厂，到78年全国包括引进和国产在内，共有33套化肥设备，年产尿素 1593 万吨，可增产稻谷近 6500 万到8000 万吨。随着中国粮食产业的发展壮大，粮票、油票在九十年代成为了历史名词。化工工业大发展后，大幅增产的石油原料供应给化工纺织产品，成倍增加纺织品产量，最终1984年布票制度取消。
煤电方面：引进了三个火电厂，43套采煤机组，大幅提升了采煤、火电产业，使得丰富的煤炭资源得到利用，缓解了当时华北、东北工业密集区紧缺的用电，也为日后东南部工商业发展所需的大量用电打下必要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改革的经济基础，正是发展了的生产力所构建的。如果没有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提高，那么生产关系的改革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事求是，就是尊重科学，结合时代背景而发展生产力，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而改革生产关系。这种“实践-反馈”的客观发展体系，才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发展机制。
中国是华夏文明的政治实体，华夏文明自古以来都是以国家的形态而存在。
一个文明的生命力，取决于其集体的组织度、自我革新的能力以及个体的利他精神。在现代世界，任何能够耸动世界的国家和民族，都是从一个无私的利他者的建国事业开始的。苏联的列宁舍弃了财富，美国的华盛顿舍弃了权位，由此给世界上贡献了一个权力的“阳极”和一个资本的“阴极”。文明，是一个跨越人类个体寿命、超越短期社会存在的人类集体组织模式。一代人的幸福，往往是之前几代人积累的结果。一种对世界的认知模式，无形却有无所不包。而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其适应生产力变化的能力。每一次生产力的革命，都会让一大堆文明掉队，甚至灭亡。发展变化是永恒的，文明的生命力就是与时俱进的进化能力。
华夏文明，历来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未解之谜，那就是为什么其可以定期复兴，并且一直从史前的石器时代茁壮成长到如今的信息时代。华夏文明的生命力为何如此强大？为什么中华民族可以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都能攀登到人类文明的顶峰？1、唯物辩证：华夏文明的意识形态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没有变过，那就是唯物辩证的科学信仰。在中国的诸经之首《易经》当中，就是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其名字就是“变化的规律”之意。在由《易经》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衍生出来的医家、兵家、纵横家，其实就是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人体科学、军事斗争、国际战略等客观性较强领域的科学总结。所以华夏文明的世界观底色，就是客观性，即唯物辩证。既然事物永恒发展变化，那么就没有永远正确的“神”，也没有垄断了真理的“宗教掮客”。一切事物都有规律，可以为人们所发现、掌握、运用，这在我国古代，就被成为“天道”，即世界运行的总规则。天大地大，诸神妖魔，神仙皇帝，都不如客观规律最大。而这个客观规律，是可以由人的实践来检验的，于是华夏文明在一开始，就摆脱了神权的束缚。一切不可验证的东西，对于华夏文明来说，都不是主流。这就使得中国避免了残酷的宗教战争。因为宗教是一种主观的意识形态，没法建立客观的评价标准。人们信教，都会认为神是向着自己的，可是跟神又没有办法直接沟通，所以往往会把自己的想法，或者教主的想法，当成是神的旨意。这当然就会导致自我意识高到爆棚。当各种不同的宗教势力发生冲突的时候，自然矛盾就不可调和。所以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有上千年的宗教战争，而天主教与新教也搞出了好几次的“欧洲内测版世界战争”。
但是这些宗教到了中国，无论是东方的释道儒，还是西方的一神教，却都可以其乐融融地一起学习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唯物辩证世界观，抵消了一部分宗教中的极端主观性，增加了可以达成共识的客观性，这才使中国成为各宗教和平共处，互相交汇的国度。唯物辩证的世界观，给华夏文明带来了客观性与科学性，消除了宗教矛盾，让人与人可以平等地相处。为什么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这些上古文明消亡了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多神信仰使得社会的组织能力不如后来诞生的一神教，所以漫天神佛，最后都被不搞偶像崇拜的一神教文明替代。为什么中国却可以延续自己的文明呢？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辩证思维能力，使得华夏文明的组织形式可以不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化。所以中国既可以获得强组织性，又可以保持与时俱进的能力。这样生产关系可以不断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调整，自然华夏文明就可以不断自我革新而永葆青春。因为没有神学的思想桎梏，所以人间的解释权就在人而不在神的“代理”，这就让统治者难以用宗教洗脑来维护特权，于是中国人不会像印度人那样迷信于来世的命运而忍受今世的苦难，不会像一神教国家一样因为教派争执而千年仇杀。在中国，驱动社会革新的是现实的政治目的。当统治阶层不再能有效地顺应发展规律，不再能组织起全社会的正常秩序时，那么华夏文明的革新力就开始发挥作用。
这种革新的力量，不会沉溺在精神的鸦片中麻醉自己，不会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也不奢求死后去进入“天堂”，也不怕得罪统治阶层而下“地狱”。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告诉中国人：所以唯物辩证的华夏文明，必然有着强大的革命性。从历史上来看，只有华夏文明有着定期的自我革新程序，通过不断地扬弃，来不断地适应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事物的发展就是螺旋上升和起伏而进的，所以中国的王朝更迭与华夏文明的兴衰周期，就是最符合客观规律的人类组织形式。顺天应人，而非主观臆断，正是因为华夏文明的客观性为世界文明之最，所以华夏文明才能自人类形成组织起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客观的华夏文明是一个崇尚科学的文明，擅长发现各种自然规律来为人所用。中国之所以能够搞好农业生产，是因为发明了农历从而可以更好地利用季节周期。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世界生产工作的主角，其原因就在于此。客观真理，必然是实践出真知。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中，真理不是宗教先知传达的，也不是王侯将相规定的，而就是实践来检验的：“天行有常，不为尧生，不为纣亡，顺之以道则兴，逆之以暴则亡”人要服从于客观规律，而不是神的意志、物质的利益，这就让华夏文明成为了一个大众化的文明。2、以人为本：在中国人的眼里，支配世间万物的不是什么神仙皇帝，而是客观规律——真理，而真理是靠实践来获取和检验的，人民大众是实践的主体，所以大众才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农民起义，就是农业时代的大众革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近代以前政权的更迭大多是权贵平替，或者异族毁灭，很少有社会的底层联合起来推翻原有统治者的情况发生。因为要有农民起义，要先有郡县制、统一度量衡这些大一统的先决条件。印度在近代被殖民以前，几乎没有过农民起义，而在英国初步整合了整个南亚地理板块之后，才出现了大起义的活动。革命必然导致大众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大众是革命的主体，权力的分配规则就是“按劳分配”。如果像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一样，诸侯割据，小国林立，那么自然在每一个小国家，大众的力量都不够的，而他们又没有办法跨越国家民族联合起来，所以自然无法实现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于是才会形成贵族社会。中国在春秋时期，也是很少发生农民起义这种大众革命的。所以没有大一统，就不会有农民起义，没有大众革命，就不会有大众政治，自然就没有以人为本。大众的权力，是斗争来的，不是跪求来的，是统治者服务于大众，而不是大众服务于统治者。大众的力量大，就要争取大众才能获得政权。所以必须争取人心，“以人为本”自然成立。所以华夏文明自古以来的政治价值观，就是：
宋朝以军事政变开国，欺负孤儿寡母而成势，由此极度地缺乏合法性，故而重文轻武，亲近士大夫等儒家官僚而轻视百姓，北宋名臣文彦博就曾经高度概括出这种情况：
这种脱离大众，搞科举官僚政治的结果，就是北宋不但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反而迎来靖康之耻，皇族贵戚、金银财宝，被女真人打包带走。南宋也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对岳飞等大众支持的民族武装力量迫害打压，最后南宋灭亡，神州陆沉，华夏文明自此进入为期千年的内卷状态。
3、自强不息：华夏文明自古以来以生产为主业。对于军事侵略与经贸殖民这种外向型的经济模式没有依赖性。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国，一个中国的体量，超过了欧洲加起来的体量。在宋代以前，中国历来重视生产而不依赖于贸易，于是武德充沛，国家强盛。在汉代，有“一汉当五胡”之说。这是因为在汉代，盐铁专营，是农业时代的国营经济来为国家的战略提供能量支持，故而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足。汉唐建国之初，都曾经处在弱势的国际地位，汉朝对匈奴和亲，唐朝与突厥签订渭水之盟，都是迫于国际形势而妥协。但是在休养生息，奖劝耕战，立足于自强之后，就能大军出击，廓清漠北，打通西域，让华夏文明极大地伸展开来。军队，是大众化政治力量的重要存在，军队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国家大众政治的地位。在汉唐之时，都是良家子从军，故而建功立业，大展宏图，而宋代，就是“好男不当兵”，轻军贱军，由此阴盛阳衰，弄文轻武，最终落得耻辱收场的结果。以生产而富强，以国营而强军，这就是汉唐时华夏文明兴盛的关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中国国家统一的时候，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因为体量超大的中国，是不能过分依赖任何外部力量的。一旦外部稍有扰动，则会在内部掀起滔天巨浪，因为任何一个小的问题，乘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都会变成极大的问题。而且华夏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众力量为主体的政治结构，而贸易工作与生产工作截然不同，天然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让各种垄断势力尾大不掉，而这种对外部过分依赖，对内部脱离大众形成分化的情形，往往会给华夏文明带来最惨重的后果，比如：明朝嘉靖时期以后，随着西班牙经略美洲大量产出白银，通过对华贸易不断流入中国，于是中国进行了金融财税改革，把税收对象由粮食变更为了白银，就此丧失金融的主权与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因为流入的白银远高于中国自产的白银，所以社会的货币发行权拱手让与海外。而后西班牙忙于欧洲内战，白银断供，明朝社会立刻陷入了通缩之中。白银供小于求，自然涨价，而百姓手中没有白银，可是官府税收却只收白银，于是只得忍受被金融财阀割一刀的损失而用粮食换取白银去交税。自此东南经营外贸商业的财阀做大，原始的资本主义觉醒，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明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锐减，难以支付官军饷银。“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反之亦然，于是原来隶属于明朝边军系统的努尔哈赤、李自成、张谢忠等纷纷由官军而变为盗匪，最后颠覆了明朝的统治，并且给了满清以机会，华夏文明再次亡天下。国家民族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生产劳动才是华夏文明的立身之本。大一统、公有制、强军拥军，才是抵御外部风险的最强结构。中国，体量巨大，已经进化到大一统的政治结构，是很难再退化到分散化的落后体制中去的。在这种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中，大众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因素，唯物辩证的世界观让华夏文明的大众化力量具备了高度的革命性。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了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极大制约，因为中国的大众团体当不了买办，不能从任何卖国行为中获益；而权力是与责任相匹配，没有责任与义务的特权，会导致所有者自身的不稳定性。当外部力量与特权团体结合起来的时候，其在中国自身也就是最脆弱的时候。从南宋的赵构，到明末的东林党，再到民国的蒋介石，都用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华夏文明，其内核就是自强不息的生产文明。顺应了这一点来发展，就会恢复到汉唐的雄浑之势；违背这一点，就会落得异族入侵，神州倾覆的下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发展路线；华夏文明，只有以生产为本，才能翱翔于世界的天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特点，强斗争性、强利他性、强组织性，在结合了华夏文明的三个精髓，唯物辩证、以人为本、自强不息之后，就变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1）唯物辩证，结合了强斗争性，那么必然要自我革新实事求是，不会唯心地以人的主观意志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而真理是实践检验出来的，那么就必然不断地验证，就会发生持续不断地进行实践出真知，吐故纳新的扬弃过程，自然就会得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实事求是，就是人民大众这个集体最能接受的思想路线，可以满足群众的需求，进而获得群众的支持，这样就打开了群众路线的坦途。
（2）以人为本，结合了强利他性，那么必然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因为既然大众的力量是最根本的力量来源，那么在强利他行为的驱动下，必然演化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群众路线，这样既可以得到群众的拥护，也可以从群众当中获得无穷的力量，这就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找到了能量的来源。（3）自强不息，结合了强组织性，那么必然可以走通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只有具备了强大的组织能力，才能获取完全的主权资源，而华夏文明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组织传统，使得中国在这方便具备得天独厚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中国的组织能力是立足于生产活动的，所以在农业时代起就具备了顺应客观规律而进行整体协调规划的计划能力，“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而且参与组织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这就使得自上而下的社会经络是流畅通顺的。强大的组织能力与生产文明自强不息的发展理念相结合，才是中国能够傲然屹立于世界，坚定地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前提条件。所以，革命时代的天时，华夏文明的地利，无私革命者的人和，这三条因素的协同作用，让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自此长存于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世界。毛主席不在人间，却又不离我们左右，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地点，只要一个人想要追求平等获得尊严的时候，只要一个团体想要一秉大公惠及集体的时候，只要一个产业想要独立自主打破海外垄断的时候，精神世界的毛泽东，都会来到我们身边，亲切地给我们以指导，对我们给予鼓励，让我们获得战胜困难的勇气，找到通向成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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