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有多么困难？真实的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夜之间发起的，是一纸“五一六通知”的下发，结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场防修反修的群众运动。这似乎是历史教科书当中，给我们留下的刻板印象。但实际上，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处境十分艰难。这个时候的走资力量，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很多党政军要害部门，就连老人家也都成了他们重点监控的对象。

老人家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的处境是什么样的呢？他的卧室、办公室和专列等地都被安装了窃听装置；他的文章在京城无法发表；甚至就连他要去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也会被人拦阻。

特别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是将老人家此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中出现的问题认定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老人家不得不当众作检讨。此时，他的威望可以说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但威望不威望的，老人家并不介意，他在意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一旦无法推行下去，社会主义道路将会变质，广大人民群众将会吃二茬苦、遭二次罪。

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广大干部进城后，生活腐化急剧加速，他苏联访问路过东北时，发现东北当地干部一个个住着小洋楼，吃着山珍海味，老人家看到眼前的景象忧心忡忡，党内干部骄奢淫逸之风盛行，党外资产阶级企业家，趁机大搞制假售假、囤积居奇，光是一个抗美援朝战争，那些以王康年为代表的黑心资本家们，为谋取暴利，竟然把假冒伪劣医疗物资，滥竽充数送到了抗美援朝前线，结果导致了大量原本可以救治的志愿军战士死亡，一些不该截肢的战士，因为被感染不得不被截肢。可想而知，这中间的官商勾结，已经到了何等令人触目进行的地步了。

当时，老人家就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五年来，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就是反革命分子。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顶多百分之五。”

显然，透过老人家这番话，我们不难看出：老人家当时把革命队伍里的动机不纯的人分成了四种人群，一类是革命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干部；一类是建国后入党的成为干部的人；一类是接收的原国民党人；一类是地富反右坏。

除了地富反右坏，其他三类人开始未必是坏的，未必是想走资的，但后来随着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人性中贪图享受、追求安逸的弊端渐渐暴露了出来，后来也就渐渐与地富反右坏合流了。

老人家说这番话的另一层含义是：单纯依靠党纪国法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把这类人清理出队伍了，因为他们很多人就掌握着党政军公检法，他们怎么可能自己反自己呢？所以，只能通过群众起来革命，把他们赶出共产党人的队伍。

可要发动群众运动哪里有那么容易呢？且不说前面讲到的老人家不妙的处境，光是那些掌握党政军的走资力量，就让老人家推行的路线严重偏离老人家的本意。比如，在反右当中，老人家分析局势后认为，全国右派顶多不会超过5000人，他还反复强调，不要随意抓人，要采取教育纠正和转化的办法，让他们重新回到人民群众的路线上来。结果邓彭等人负责执行时，反右运动一搞下来，全国居然搞出了55万多右派人士。又如，在社教运动中，老人家反复强调，反复跟刘讲，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高官），结果，刘等人把矛头对准地富反右坏，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丝毫没受到影响。

前几次运动效果的落空，让老人家陷入到了深深的迷茫当中。此时的老人家已经意识到，此前的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走资力量从中扭曲路线，只有先打倒走资力量，才能真正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

但现实情况是，自七千人大会后，老人家已经退居二线，此时刘邓负责主持日常工作，而他们的主张又与老人家有着天壤之别。况且，自1945年以后的华北分兵以来，刘基本上不听老人家指挥了（毛刘关系的变化，详见前文《老人家的“削藩”之战，表面是权力之争，实则是要当“官老爷”人，暗中反毛！》），有他们在，老人家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断然是无法推行下去了。

所以，在1965年至1966年，老人家重上井冈山，再回滴水洞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心不顾一切也要发动人民群众起来。为此，他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 “长征”了!”

对于发动人民群众，老人家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他时常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正是因为担心资产阶级复辟；担心反革命势力在他百年之后卷土重来；担心广大劳苦大众再次沦为牛马，老人家决定，哪怕堵上生前生后名，也要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让人民群众经受一次防修反修的思想洗礼，让走资力量不敢明目张胆的走资，老人家这是豁出去了！

决心是干好任何一件事情的大前提，但光有决心还不够，因为，此时，摆在老人家面前的，首先就是要解决刘邓。刘邓是老人家退居二线后，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刘负责出政策和路线，邓负责执行，所以老人家决定先把刘拿下。

但以当时老人家威望的低谷，直接拿下他也并不容易，于是他决定先从彭、杨、罗三人着手，重新牢牢掌控住军政大权。

1959的庐山会议，原本是一场总结成绩和反思的会议，结果因为彭的一封万言书，最后会议风向突转，变成了批彭的会议。

此后，彭基本退出了军界，住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但还保留有中央委员的地位。老人家知道彭对自己的路线有看法，也很清楚他的军中的不凡威望，如果一旦发动人民群众运动，彭到时候反对该怎么办？

恰好这个时候，四川搞大三线建设，老人家于是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建议，让他去大三线担任副总指挥。刘一听很高兴，认为这是要给彭平反前的节奏，便极力劝说彭去就任。

但彭表示不去，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让我去农村搞调查吧。”

最后在老人家的好生劝说下，彭才去大三下就任副总指挥。

彭离京后，下一个就是罗瑞卿了。

罗按道理来说，是老人家的绝对心腹。此人出身“双红一”（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双红一”出身的开国将帅极多，像朱老总、林帅、陈毅、罗荣桓、聂荣臻，都是标准的“双红一”干部。毛主席在建国后没参加授衔，但他也算“双红一”，还是红一军团的首任政委。），且跟随老人家多年，老人家为什么盯上他了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1959年，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因为林身体不好，也不愿意事无巨细的当掌柜的，林提议罗瑞卿当参谋总长，而贺老总则临时代林主持军委工作。众所周知，罗是毛和林都信任和赏识的人，能力、资历、军衔都够，又出身“双一”，罗的确是极为适合的人选。林给罗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赋予重任，使罗“大权在握”，放手让罗干。罗实际上就是仅次于林的军队的二把手。林是个不管小事的人，事事都来汇报，林也未必愿意听，一般的事不来汇报，林也无怨言。

另一方面，罗是毛林指派的人，所以老人家实际上很多事情都绕过贺，直接交给罗来办。有了毛林的全力支持，久而久之，罗便养成独断专行的习惯。一位大将不光对叶、聂等元帅没有足够的尊重，还给他们下达命令。虽然部队中讲求官兵平等，但在实际执行中，职衔高低往往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分水岭，这就让老元帅们对他很有看法了。同时，随着罗傲气的滋长，他也不再听从林的建议了，反而跟刘等人越走越近了，这就很要命了。

更要命的是，1964年年底毛刘的唇枪舌战中，罗没有公开站出来支持老人家，而是选择持旁观态度，老人家心中顿时失去对他的信任。

老人家信任罗的时候，尽管叶聂等人反映了罗的种种作风，但老人家都一笔带过，当罗与刘真正走近了，失去信任了，老人家就不得不考虑他的问题了。

于是，老人家对罗采取了三步走的措施。第一步，1965年6月7日，任命杨成武为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罗一下台，第一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就自然而然地继任总参谋长。在第二个分化孤立阶段，从1965年8月开始，老人家让叶代表他，向吴法宪、邱会作、杨得志、许世友等军队高层干部“打招呼”，向他们透露罗已经“有问题”了，让这些人站稳立场，不要陷到罗的圈子里去，实际就是要他们跟刘等人保持距离。直到1965年12月，分化孤立的工作完成之后，老人家才进入第三个的阶段，公开批罗。

由于老人家要批罗，事先仅在小范围内打过招呼，所以刘并不清楚，直到召开批罗的会议后，刘才知道情况。不过，这个时候的刘始终认为，老人家批罗，是他内部嫡系的事情，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损失，所以并没有太在意，刘甚至觉得老人家是不是年纪大了，因为他批罗，批的是自己的人。

刚开始批罗，并没有通知他到会，在后面的批罗会议中，罗才参加会议。不过，对于毛林批他，他是想不明白的，他甚至提出要求与毛林面谈，但被拒绝。但更令他崩溃的是，在会议上，由罗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反而主动爆料罗的事情，搞得他十分狼狈。

后来，罗趁人不注意跳楼摔伤腿，最终被关押进了秦城，杨成武成为代理总参谋长。

而贺的处理就更简单了，因为他是代林暂时主持军委工作，所以，林的身体状况好转了些，贺就下去了。在十大元帅当中，贺之所以能代替林主持军委工作，一是贺想为国家做点事情，二是林自建国后，始终处于“被动哲学”的状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且当时有“林在林负责，林不在贺负责”的说法，所以，林不愿管事，贺、罗愿管就让他们管了。

老人家之所以后来又让贺下去，让林继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是因为此时，贺与刘等人走的近，所以，老人家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不放心，他要发动群众运动，军队必须做到绝对万无一失。为此，老人家在罗垮了后曾说：“如果北京发生兵变，怎么办？”。他在担心谁？罗已被打倒，刘、彭没有兵权，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他老人家总不会怀疑是林吧？如果是林，他也不可能后来让林又接替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所以，纵观这一点就能看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十大元帅当虽然其他人也受到过大字报的冲击，但唯有贺的结局最为令人叹息。

在扫除罗贺彭三人后，实际上相当于刘已在军内没有支持的力量了。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是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碍，这个人就是杨尚昆。

杨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办公厅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部门，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掌握了红墙之内所有的秘密。对此，杨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杨说的没错，但他忘了，既然是老人家绝对信任他，他就应该毫无保留完全跟着老人家走。可196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老人家失去了对他的绝对信任。

1961年老人家在乘专列外巡时，偶然发现他的车上被安装了窃听装置，老人家十分震怒，便下令追查下去，结果发现这件事并不简单，居然是中央办公厅做出的决定，监听器是中央办公厅悄悄安装的，专职监听人员也是中央办公厅悄悄派来的，而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就是杨。当然，中央办公厅之所以敢在老人家专列上安装监听器，是得到上面批准的，有刘周的签字。

老人家知道这些后，认为这肯定是刘的指示。因为安装窃听器的是中央办公厅，而刘是主管中央办公厅的，而不是来自周恩来主管的专门从事情报和谍报工作的中央调查部。刘知道此事后，专门向老人家道歉，称监听为了更准确地将老人家的讲话和思想整理成文件。

不过，老人家当时处在威信的最低谷，不便跟刘闹得太僵，所以他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是轻描淡写地处理了此事。除了拆除所有窃听装置，销毁所有录音记录之外，人员处分是相当轻的，只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老人家的秘书叶子龙、两个副主任周的秘书康一民和刘的秘书吴振英给予警告处分，调离中央办公厅。直接责任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却没有受到处分，只是给老人家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这件事表面上似乎就过去了。

四年之后的1965年，当老人家发现杨跟刘走得近，决意发起文化大革命时，他于是突然重提此事，称要追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的责任。刘自知是理亏的。不管怎么说，不经本人同意，对老人家的谈话进行秘密录音，是一件违法的事，到哪里都说不过去。所以老人家要追究杨的责任，刘也不好庇护，只得按照老人家的意思，让老人家的心腹汪东兴接替杨的职位，把杨尚昆调到广东省去工作了。

就这样，军中的彭、罗、杨全部被扫清，内侍的杨也被处理，上来的都是老人家绝对信得过的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已是蓄势待发了。那么，后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了哪些事情？老人家又是怎样把刘拉下来的？建议大家不妨读读《毛泽东年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