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的“削藩”之战，表面是权力之争，实则是要当“官老爷”人，暗中反毛！-润之思想-湘江评论

历史上有一件事情叫“五马进京”。很多人都知道，“五马进京”是老人家把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五大行政大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全部被调入北京。

为什么要把他们调入京城？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来，像是一次单纯的人事调动。但实际上，里面蕴藏的深刻原因，历史教科书上绝不会告诉我们。

在说这个原因之前，我们先来讲讲，建国前当时的局势。1945年，解放战争拉开帷幕。当时人民政权控制的范围多为北方，且各自独立、分散，尚不能完整控制一省。人民政权的行政层次分为边区、行政区、专区和县。各行政区都设有对应的党政军机构。

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及解放战争的神速推进，原本零散、碎片化的解放区，逐渐都合在了一起，这个时候，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原先的行政框架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行政区”。

“大行政区”说通俗点，就是把原先比较碎片化的解放区全部整合起来，交由一个军政首脑指挥，这样可以避免政出多门，也能在最短时间内抓住战机，为解放事业的快速推进扫清障碍。

大行政区是中央派出代表机构，代表中央政府，统管多个省份的钱粮物军，甚至人事等范围，但他并不是属于中央直辖，有着很大的自决权力。

与此同时，省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也在全国与之并行。省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与大行政区不同，它没有过大的自决权力，更不统管钱粮物军。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大行政区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不亚于西汉初期的“诸侯王”；唐朝时期的“藩镇”，而省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就相当于古代的“郡县制”。

当然，这种比较未必科学，但有两者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倒是能与古代行政制度比较一二。

而事实上，大行政区也确实在后来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比如，在1951年，老人家顺应农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农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开发文件反对合作化。这样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准，只要向中央备案就行了。这些文件在下面看来，就等于是中央文件，都要执行的。当“藩镇”与中央力量产生抵牾时，这些“藩镇”就成为摆在中央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所以，1952年9月，老人家就把五各大行政区的一把手调入京城，并在两年后，把大行政区这个行政制度给取消掉了。

老人家削除大行政区，除了他们的力量过于强大外，最主要的还是他们时常背离高层路线，老人家的指示无法准确有效贯彻下去，特别是在路线问题上面，老人家的路线方针根本推行不下去，这才有了撤销大行政区的“削藩”之策。

老人家削的另一个“藩”就是刘。毛刘在陕北分兵前，还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战友。特别是在七大上，刘更是主动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

然而，胡宗南进攻陕北时，考虑到刘不会打仗等因素，老人家决定把中央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由老人家自己率领，转战陕北。另外一个部分则让刘与朱老总等人去河北。

因为华北有粟裕和彭德怀为其各挡一面，刘朱等人的安全相对来说，能得到最起码的保障。老人家因为要率领陕北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以区区人马对抗胡宗南20万大军，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发电报，容易被敌人跟踪到信号，暴露自己的方位，于是就叮嘱刘一般事情就不要汇报，除非事情特别重大才请示。

刘离开老人家后，独立指挥中央，形成习惯。在同年的华北土改期间，刘向全国发指示，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1948年老人家进入山西之后，发现了问题，就想纠正，但是刘已经形成了不请示老人家、自己做决定、自己发文件的习惯了，老人家回来了，他也不希望老人家再干预了。

晚年曾在中央工作过的戚本禹回忆说：

“当时是在战争中，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全国的胜利，主席也不便批评刘少奇过多，只是暗示性批评过紧跟刘少奇的杨尚昆，期望杨尚昆提醒刘少奇注意一下。杨尚昆确实提醒过刘少奇，刘少奇点点头，文件却还是照发。到后来情形更加严重，党内的重大事情，组织上提拔一个人，刘少奇都自己决定，让杨尚昆向全国发文。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就是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主席一直没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组织人事权。”

刘如此，老人家就有看法了。老人家的看法，并不是刘的这种做法，而是因为刘在很多涉及到重大路线方面，与自己的步调不一致。

特别是在工商业改造、农村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面，刘的看法是，不应该立即搞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应该先借用资本主义的力量发展经济，把经济搞上去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物质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而无论前苏联还是新中国，两者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物质十分贫乏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刘认为老人家这样搞，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但老人家不这么看。老人家认为，尽管马克思提出过这样的论断，也曾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反过来，如果建立起足够优秀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集中所有力量办大事，同样也能促进生产力（经济）的高速发展。苏联建立之初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而且，老人家还担忧一点，他说：“资本主义不是胎生的，也不是卵生的，而是化生的。借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让资产阶级出现，让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等生产力发达之后，共产党人再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把这个工具人一样的资产阶级给消灭掉，那问题来了，发展了生产力的工具人就是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人及其亲属子女，消灭资产阶级是消灭谁？消灭自己吗？消灭自己的亲朋子女吗？这根本不现实。”

刘就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掌权了，哪里还会出现什么资产阶级？就算出现了资产阶级，到时候把它割掉不就行了嘛！

在毛主席看来，即便刘邓等人的初心是好的，但想通过资本去解决一时的困难，待到借助资本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后割掉资本的尾巴，这种想法根本行不通，因为资本到时候会像毒瘤一样与血肉融为一体，并寄生于机体之内，到时候割已经晚了。

两人对路线的看法不同，注定了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情。

这个时候的刘虽然对路线的看法与老人家不尽相同，但也仅限于认知上面，还没有到真正阻拦老人家路线实施的地步。并且在革命年代，刘也是有功之人，所以老人家决定，在“五马进京”后，突出高岗的位置，让高岗担任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主席。

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是一个与国务院平行的部门，由此可见，老人家对高岗的重视。

要说明的一点是，老人家对高岗的重视，也仅限于重视，而非像对林粟那样的偏爱和喜欢。

高岗进京后十分高调。当时高层里面隔三岔五会搞个舞会，而高岗一来就在自己家里搞舞会，并且邀请的来人都是位高权重之人。不光如此，1953年12月，老人家要去杭州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临行之际，老人家找来高岗单独密谈，询问高岗的看法：高岗表示最好是轮流主持工作，这样能尽可能减少工作失误，以便于及时纠正。而这也与老人家的想法不谋而合。

回去后，高岗找到了陈邓等人，把谈话内容和想法和盘托出，并询问陈的看法。

陈也同意高的看法，表示轮流主持可以避免片面和错误。邓也表示同意高岗的意见。于是，高岗又去找林帅等人，希望那些人能支持他的想法，也就是相当于支持老人家。当时六个大区中有四个大区支持了他。

邓获悉情况后，于是找到老人家反映了高岗搞团团伙伙等问题，接着陈也去反映了这些问题。

拉邦搞宗派，这是老人家素来极其厌恶之举。老人家原本请高岗出来，只是想平衡一下刘，结果情况反而搞复杂了，不利于团结了。于是，无奈之下的老人家在1953年的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严肃批评了高岗，并提出要加强内部团结。

后来，老人家去了杭州起草宪法，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和"高岗问题座谈会"。在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前，老人家就制定了开会的方针，反复强调"不展开对犯错同志的批评，等待觉悟"，强调发言人数要少。老人家还要求把会议压缩到两天时间，要各派力量都作自我批评，避免扩大化，提出不搞"对质"，并说："高岗的目的是要过关"，让他过关。

老人家说这些，其实有意想保高岗过关，只是令老人家没想到的是，会议的做法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们采取了十分严酷的方式，让高岗无从辩解。高无奈只得写检讨，但检讨始终到不了老人家的手中。

盛怒之下的高岗，于是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不到两年的进京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