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9月，他和一众同志组织成功建立起了工农红军最早的部队。这些人里有农民，有汉冶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矿工，还有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其中主要是反叛了汪精卫的一部分武汉警备部队。为了组织好这支军队，毛泽东那段时间不停奔走，可就在这个过程中，他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了。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被抓住的毛泽东，所面临的也是同样紧迫的处境——他将被带到民团总部枪毙。此时他所能把握的最后时间，就只有被押解送刑的这段路途。如果是一般人，早该万念俱灰，可毛泽东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借钱。他找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准备用来贿赂押送的人，以求得一个释放。不得不说，毛泽东懂得人性，也善用人性，他知道那些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毛泽东对他们来说没有特别的好处，果不其然，相关的士兵收了钱也点了头。可事事难料，这件事被负责押解的队长得知了，他自然绝不允许，毛泽东的第一次努力化为乌有。一路上，毛泽东都在仔细观察，设法逃跑，然而合适的机会迟迟没有，最后，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毛泽东才找准一个时机，猛地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去。他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一直躲到了日落。这期间，士兵们自然也没有轻易放过毛泽东，不仅四处搜寻，还强迫一些农民帮他们找人。“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最后，天近黄昏，士兵们放弃了搜寻，毛泽东见状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那一天，毛泽东连鞋都没得穿，脚底擦伤得厉害，幸好路上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给了毛泽东住处，又把他带到了邻县。身上只余七块钱的毛泽东在邻县才得空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他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口袋里剩下的只有两个铜板。“秋收起义”的九死一生，让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定了自己此前的一个认识：“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也正因此，原计划本该是攻打长沙，毛泽东却转而上了井冈山。结果，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知道后，大为恼火，他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会议决定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谁知道，当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传达中央决定时，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记了，最后误传为“开除党籍”。这一场误会，直到一个月后中央文件抵达井冈山才解除，恢复了毛泽东党代表的职务，被“开除党籍”的帽子，却伴随毛泽东很久。1929年5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期间，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的问题。一些出身旧军队的指挥员，虽为共产党员，但并不清楚党究竟该如何领导军队，习惯于“长官说了算”，对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感到很不适应，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前敌委员会“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还有一些军官的流寇思想十分严重，对党的政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很不理解。1929年6月，没有经过改造的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军思想，并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被选掉了前敌委员会书记，由陈毅当选为书记。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被下级夺了权。他后来回忆说：“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给毛泽东写信，让他参加会议。毛泽东回信说：“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因为这封信，毛泽东再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战友们见到此时的毛泽东，面色蜡黄，脚和肚子都浮肿起来，高烧不退，上吐下泻，病得很厉害。离开红四军的140天，不仅落选前委书记，失去军事指挥权，又受到病痛的折磨，可谓身心交病。
当时，王明是斯大林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的党内“一把手”，以他为首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要红军攻打赣州，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也称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甚至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被骂：“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毕竟，俄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武装夺取中心城市，才能夺取全国的政权，而彼时，毛泽东已经在实践中认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在毛泽东看来，赣州城的敌人不仅兵力强大，还占据着有利的地形，与之相对的，红军不仅缺乏攻城的武器，还没有相关经验，当然不该攻城。结果，红军围攻赣州33天无战果，一部分红军甚至反被包围。情急之下，周恩来想到了毛泽东，派了项英去请他来解围。毛泽东二话没说，给贺子珍留了一句话“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坐视不管”，随即便拖着病躯冒着雨下山。毛泽东到场后分析了战况，决定起用红五军团，不但使被包围的红军解除了困境，还一鼓作气打下了赣州。你以为，这是一场力挽狂澜，但毛泽东等到的，是晴天霹雳。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判定犯了“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拍桌子、戴帽子，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也被撤掉，毛泽东一下子没了军权。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两三年”，是毛泽东事业上遭受的最大挫折，对此，他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1965年8月5日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毛泽东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足见毛泽东当时处境的困难。《毛泽东传》中写道：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从1932年秋天开始，毛泽东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接见刘志丹等受迫害的同志，随后拉着刘志丹的手在火炉边进行了长时间交谈，甚至说道：“看起来，你受了不少折磨，不过，对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休息。”面对危局与困境，毛泽东之坚韧，令人叹服，“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更是极具定力。通过毛泽东在抗大的一段讲话，我们可以看到他逆境观的一个侧面。他说：“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项羽有一个缺点，从前有一个人在他自杀的地方作了一首诗，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要学汪精卫、张国焘，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这个“干到底”的精神，有天性使然，但更多来自后天的磨砺。他年轻的时候成为“北漂”，在北大图书馆谋了一份差事，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当所有人都挤在炕上睡觉的时候，几乎透不过气，每次要翻身，毛泽东还得跟两边的人先打招呼。可在他看来，“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与湖南进步团体“辅社”在北京同仁游览陶然亭时合影同时，从小就比较“叛逆”的毛泽东身上有着不服输的“反弹力”。“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甚至多次讲过“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那么，后天磨砺中，又是什么支撑着他熬过一个个黑暗时刻？我想，毛泽东在女儿李讷大学毕业时送给她的那四句话，重如千斤，充满了精神力量，或可以对他的坚韧有所解释。毛泽东送给李讷的第一句话，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孟子的话，千百年来曾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坚持下来，想出办法克服困难，磨炼出钢铁般的意志，积累起丰富经验，增长了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定力和能力，才有可能担负更大的责任。所以，面对逆境和种种不如意，不堪重任的人会怨天尤人，悲观丧气，而真正能担当大任的人会将之看作难得的机遇。一个人一旦有了这样的认识境界，自然感到事业人生完全是另一番风光。一切都是物质运动的形式和过程，即使生死也不例外，物质永恒不灭，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1988年5月，美国一位叫德穆克的来访者，托人转给耿飚一本影集，扉页上写着：“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第一页是两人的合影老照片。为什么这样称呼呢？那是1944年，美军驻延安观察团一个7人观察组，由耿飚带部队护送穿过敌占区，德穆克是美军观察组组长，他问耿飚：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行动？这群美国军人听后感到非常“OK”，便把这次行军称作“无所畏惧行动”，称耿飚是“无所畏惧的领导”。当无所畏惧成为大家共同的信念和格言，便在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在延安时毛泽东常说，革命的道路如同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的原则。“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真正的勇士，往往在黑夜里崩溃痛哭，却在白天重新出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人的一生最可悲的是既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或许毛主席也会欣赏这句话，因为他们的性格中有着一致之处。对于领袖和创业者来说，辛酸在于自己如履薄冰、随时破产，却还要给别人创造安全感，难与苦在于无人诉说，无人帮助，还要装作自信和坚强去鼓励他人。很多时候，成年人的世界是没有“放弃”这个选项的。也许此刻生活让你绝望，但是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人正在经历你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毛主席给李讷的这四句话实际上既囊括了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也正是他孜孜奋斗一生的真实写照。最后，送给每一个如今正饱受煎熬或许想要放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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